北大畢業生拉黑父母6年：多少孩子在等父母一聲道歉？

許多中國父母，他們愛自己的孩子，卻沒有掌握良好的方法，舍不得打孩子，不敢輕易砸碎孩子的東西，卻常用語言作武器，每一句話都打在了孩子心上。

很多父母都不知道，那些脫口而出的話，可能會對孩子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父母在等著我們感恩，我們在等著父母道歉，誰也理解不了誰。

然而這個理解中間相隔太遠，鴻溝總是一道一道加深。

本文編輯綜合整理自公眾號：“虎皮媽的夜航船”（ID:hupima）、“光明網”（ID:gmw_001）、“紅星新聞”（ID:cdsbnc）。

一、

昨天看了一篇《北大畢業留學生發萬字長文數落父母，12年不回家拉黑父母6年》的新聞：

王猛（化名）從小成績數一數二，四川一地級市高考理科狀元，被北大最好專業之一的生物專業錄取，本科后又成為美國排名前50的大學研究生……

從12年前開始，他不再回家過年；6年前，他寫了封“決裂信”給家人，并拉黑父母；他甚至準備去念心理學的博士，好解決自己因長期壓抑產生的心理問題。

在采訪中他說：自己的性格內向、敏感、不善交際，父母的愛其實是傷害。

父親也說，過去自己在任何事上都一律以大原則來要求兒子，要求他對任何人都該與人為善，卻忽略了凡事都有不同。

如果只看新聞稿，沒有看王猛那一萬五千字的原文。

很多網友的觀點是：不應該把所有成年后的問題都歸因在父母身上，父母也是普通人，養育過程中，一定會有多多少少的錯誤。

更何況，新聞里提及的那些被王猛耿耿于懷的事，真的都是細枝末節。

比如，因為動手能力差，被二姨嘲笑“不會剝雞蛋”；進北大前和父母旅行，因為導游一句玩笑父母沒有回應；再比如，去北京念大學，去美國讀研，因為父母聯系了當地的熟人來照顧他，就被他說成是“控制”……

后來認真看了王猛那一萬五千字的長文，卻發自內心的覺得，這個人實在是太可憐了。

二、

王猛的父母都是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從小對王猛并沒有肢體上的虐待，甚至還有很多無微不至的關心，經濟上應該也非常支持（異地異國求學）。

王猛說，父母主要的問題是“過度關心”而導致的“控制”，從小限制他所有選擇的權利，導致他動手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極弱，自我認知混亂。

這個世界上有好幾種“控制”。

有次和一個律師前輩聊天，他小女兒正值青春期，特別叛逆，吵起架來總控訴老爸控制欲太強。

他反省自己，說確實，在職場和辦公室里老板椅坐慣了，習慣了命令的口氣和不容置疑，難免溝通方式有問題。

青春期的孩子又最敏感，父女間難免鬧不愉快。

但這種“控制”是內外一致的。

在家里霸道的人，出門也霸道。

孩子有分辨能力之后，會知道這是父母本身個性的原因，并非不愛自己，只是沒學會愛的語言。

但這和王猛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

比如，他主控父母對他管制太多，過度關心，但讓他耿耿于懷的點，常常是自己在受欺負的時候，父母讓他自生自滅，不幫助他。

這就很奇妙了——因為他父母的“控制”，是內外不一致的。

家庭內部對著孩子，是你必須要聽我的，事無巨細要受我控制；但對外，一旦涉及和外人的交流，是懦弱的回避的，為了自己和外人的關系，孩子的利益都是可以割讓的。

舉幾個例子。

“一年級或二年級初秋的一天全班文藝表演，前一天班主任讓大家穿及膝短褲來，而我母親不由分說地讓我穿長褲，我提出帶上短褲備用也不準許。

結果班主任看見我穿長褲到場很不滿。

我抱著最后的希望提出把褲腿卷起來，被當眾怒斥。

我母親和班主任天天抬頭不見低頭見，我沒有告訴班主任穿長褲是我母親的要求，也不知道兩人后來是否交流過此事。

我只能說，孩子有時注定是弱者。”

一二年級的小孩，班主任的要求就是圣旨，更何況還涉及小孩們都很看重的“班級榮譽”問題。

可以想象王猛當時是怎樣的羞辱和難堪。

但他媽媽為什么就一定要跟班主任對著干呢？原因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對著干一定會有沖突，沖突是他媽媽刻意造成的，而這個沖突的代價卻要自己的兒子去承擔，她自己自始至終都沒露面。

老師的要求并不是天經地義都是正確的。

但能跟老師這種權威抗衡的不是小孩子，而是小孩子背后的成年人。

尹建莉曾舉過一個例子：她認為抄字一百遍對孩子的學習毫無用處，讓女兒別抄，但第二天，是她自己專程趕到學校去，給老師賠笑臉，解釋孩子為什么不抄，跟老師達成共識。

更讓人心寒的是另一個例子。

父母均是事業單位的職工，王猛從小被限制在職工大院里長大。

初中時，也被送到了單位自辦的子女學校——一個“全年級一共不到十個人”的初中。

高中，成績優異的王猛非常渴望進入名校學習，他也完全能考進市里的名校，但愿望被父母扼殺了，父母依舊把他送進了單位系統內的子弟高中。

高中是個成立了十幾年就被迫解散的爛校，在其他家長都紛紛把孩子轉走的情況下，王猛的父母堅持讓他留在這個爛校。

王猛自己分析原因：“我是幾年內這所高中出成績的少數希望之一；我父母的工作單位和這所高中是利益共同體。”

“課上抵抗周邊學生的騷擾和閑話；課間遭受欺凌，被打耳光、抱摔、掐、言語羞辱；中午回去和家人爭執；晚自習再次抵抗周邊學生的騷擾和閑話；晚上回去再次和家人爭執。”

當王猛沒有能力處理校園霸凌，想要換同桌，想要換學校時，其父親吼道：

“同桌有什么影響？最卑賤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你憑什么要學校優待你？李校長怎么會打壓你？他在以前那所子弟校時跟我可是老朋友。”

所以，為了同一系統里老朋友的交情，孩子的遭遇和前途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嘴上還大義凌然：“你必須學會跟任何人相處，聽著，任何人。”

孩子受了委屈，想對父母傾訴，結果卻被父母指責，父母這樣對待受傷的孩子，只能讓孩子認為父母是不可靠的、不值得信賴的，漸漸地，親子之間的距離也會越來越疏遠。

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為什么王猛對二姨和導游嘲笑自己時父母無動于衷，表現得那么憤怒。

重要的不是外人對自己怎么樣，而是自己的父母，從來沒有在外人面前，為自己站出來過一次。

在外求學過程中，王猛有段時間總會想起這些事，注意力難以集中，于是他去心理咨詢。

第一次咨詢，他足足講了6個多小時，咨詢師說他幾乎有了創傷性應激障礙的所有癥狀，報告出來后，王猛給父母寄回一份，但父母依舊不以為然，他說：

“即便后來他們承認事實，一有機會就把責任推給我。”

三、

2005年以后，王猛便沒在家過過春節。

在王猛看來，家人所有的“愛”和“保護”不過是保證控制對象的基本安全以便持續控制，至于成長環境和心理健康并不在考慮之列，自己成長過程中的數次“救助”都沒有得到家人的尊重和支持。

北大畢業后，王猛進入一家做生物工程科學實驗的研究機構上班，說起來跟專業再符合不過，但王猛并沒有信心能做好這份工作，“動手能力跟不上，交流也出現問題，自卑的心理導致很多事情跟不上，績效評估下跌，不到一年只好離開。”此后的幾個工作也都不順利。

事實上，王猛已意識到自己性格中的“弱點”，并強烈認為這與家庭教育有直接關系，也曾想過到心理咨詢機構就診，但當時國內心理學科以及心理咨詢機構并不成熟，這讓他的心理問題無法提早得到解決。

他決定為自己冒一次險，同時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轉換專業，去一個心理學課題組跟組學習，并在之后申請赴美讀心理學研究生。

然而父母的“關愛”如影隨行，隨后就給他找了一位“老朋友”照顧他。

在與家人的通信中，王猛講述了與這位“老朋友”并無共同話題，并列舉出其為人的諸多問題。

“回信一天后就來了，依然要求我學會跟有問題的人交往。”王猛無法接受父親的回信。

2012年前后，一封長長的決裂信發出，接著，王猛拉黑了與父母所有的聯系方式，與“家”徹底告別。

他不再主動聯系家人，也幾乎不回復任何信息。

這一步，充滿無奈。

“這期間有太多的機會，但凡有一次他們抓住了，就不至于此。”

研究生畢業后，王猛回了國，最終在一所高校做起了心理學相關的項目研究，而至今，王猛的父母也不知道他身在何處，做著什么工作，最多的信息莫過于“在北京”。

四、

看到兒子發來的決裂信，一開始老王（化名，王猛父親）沒覺得有啥特別，因為兒子類似的“抱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老王沒想到，這封信真成了兒子與家最后的告別。

老倆口搞不懂兒子為何會遠離，為何不能“舉重若輕”，為何老是揪著過去不放。

搞不懂的或許不止老倆口。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似乎最應該引起重視——為何在這樣一個父母受過良好教育，孩子生活無憂，從小成績優異好學上進，似乎沒有任何缺憾的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關系卻偏偏脫離了軌道呢？

王猛在信中寫道：

“我面臨一道二選一的題：認為我過去經歷的那些事情叫愛，或者承認自己缺少愛。

我選了后者，因為前者無法與我的認知調和。

從那時開始，我用‘情感的孤兒’來描述自己。”

但愛究竟是什么呢？

每個家庭或許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可悲的是，在有些家庭，父母和孩子對愛的認知完全不一致。

許多中國父母，他們愛自己的孩子，卻沒有掌握良好的方法，舍不得打孩子，不敢輕易砸碎孩子的東西，卻常用語言作武器，每一句話都打在了孩子心上。

很多父母都不知道，那些脫口而出的話，可能會對孩子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不過也許在過了很久以后，等我們真正成熟，我們會開始把父母當作平等的“人”來對視。

我們才能諒解他們的局限和弱點，才能體會他們的不易和堅韌，承認他們的優點和付出。

如果王猛未來真的能和父母、和自己的人生和解，那也一定是，他在這一萬五千字以外，體會到了過去父母對自己的愛，或者，找到了另外的愛的來源。

曾看過胡適的一段話，想來是可以送給這樣的父母：

“我想這個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給了他一條生命。

況且我們也并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

我們即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