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通過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國總統一周年紀念日時,標志著他上臺的分歧與他當選當天一樣深刻和痛苦。總統的反對者大部分時間都在抱怨,而不是試圖去理解,是什么政治力量推動了他上臺。總統和他的支持者們把這種輕蔑當作一種榮譽的象征,他們幾乎陶醉于“沼澤”或“建制派”對他以及他們的厭惡。
盡管奧巴馬在執政第一年的議程上取得了幾項勝利,但在一些深層次的文化問題上卻幾乎沒有取得進展。這些文化問題在現代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個恰當的例子是:農村社區的需求與沿海領導人的議程持續脫節。
教育改革家應該聽取美國農村的意見并作出回應。我們的許多運動——無論是倡導學校選擇、教師質量還是其他倡議——都集中在城市地區。城市地區的教育需求是巨大的,并且有詳細的記錄。他們離許多政策倡導者居住的地方也很近,所以很自然地認為他們是最緊迫的。
但是美國農村的教育缺陷和城市的教育缺陷一樣明顯。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和馬里蘭州教育委員會主席Andy Smarick就這一課題做了廣泛的研究。在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他指出,“在我們國家最偏遠的地區,學生取得的成績與內陸城市非常相似——低得令人心碎。”然而,盡管城市家庭越來越多地可以選擇各種學校,包括特許學校,但許多農村家庭只能選擇一所學校。
那篇論文的一些數據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農村學生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同齡人更可能生活在貧困之中。”只有27%的農村高中畢業生繼續上大學。只有五分之一的農村成年人擁有學士學位。
1983年搬到美國后,我在農村長大。我所在的社區是一個善良、有愛心的社區,但也傾向于群體思維,或許不太可能像城市那樣迅速地適應和變化。在學生數據分解之前的日子里,教育問題往往被忽視,而在農村地區,追求教育創新的動力幾乎為零。
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特許學校和在線教育已經向農村社區引入了新的學校模式和教育選擇——但方式有限。與城市學生相比,美國農村學生從擇校中獲益的可能性仍然要小得多。無論是交通障礙、教師招聘困難,還是地方稅收基礎遭到侵蝕,農村地區的教育挑戰都需要以反映其獨特特征的方式加以解決。
因此,在不忽視我們在美國城市的基本工作的前提下,教育改革的倡導者需要拓寬我們的議程,將美國農村納入其中。我們在道義上有責任確保郊區以外的學生能夠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我們還有擴大教育改革呼吁的政治必要性——如果代表農村地區的議員們認為我們只關注城市的需求,那么他們很難說服他們加入我們的聯盟。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需要全國的關注。
這需要時間,因為農村社區面臨的問題是復雜的。但是我們可以做三件事在許多農村地區產生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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