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名門望族、顯第世家頗多,然彪炳《辭海》為名人世家者,僅江西修水(古稱義寧)陳寶箴一族。
國學大師吳宓曾撰文稱贊義寧陳氏:“一家三世,為中國近世模范人家……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所謂文化貴族。”
清末湖南巡撫陳寶箴、同光體詩代表人物陳三立、畫家陳衡恪、史學大師陳寅恪和“中國植物園之父”陳封懷,這五個人,就是著名的“陳門五杰”。
義寧陳氏四代五杰的百年傳奇,燭照出中國近代文化人命運的縮影……
在廣納中華文化之精粹的新編《辭海》中,陳門五杰的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和陳寅恪祖孫4人,同時享受到了“分立條目”的待遇
陳寶箴(1831-1900年)
晚清湖南新政的領軍人物,湖南巡撫。
陳三立(1853-1937年)陳寶箴之子。
清末“維新四公子”之一,詩人。
陳衡恪(1876-1923年)陳三立之子,
詩書篆刻俱佳。
陳寅恪(1890-1969年)陳三立之子,
清華國學院著名的“四大導師”之一,
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
“三百年來僅此一人”。
再加上陳衡恪之子陳封懷,
這五位閃耀中華的人物,祖孫四代,一脈相承,身上流淌著同樣一份熱血和情懷:他們譜寫了一段聲名顯赫的家族歷史,一段四代精英的輝煌傳奇,一份可歌可泣的家國情懷。
義寧陳門五杰: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陳師曾、陳封懷
陳寶箴
不為一己謀私利,但為萬世開太平古有“吳頭楚尾,粵戶閩庭”之說,講的便是贛鄱(gàn pó)大地——江西。
陳寶箴祖籍江西。
1852年的鄉試,21歲的陳寶箴中了舉人,并深受兩湖總督曾國藩的賞識。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沖天大火,陳寶箴在一家茶樓親眼看到濃煙從西北冒出后失聲痛哭。
他放棄科場,投身軍旅,后官至湖南巡撫。
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期,以富國強民為己任,建樹頗多。
湖南新興事業蔚然而起,成為全國最有生氣的省份。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陳寶箴悲憤交加,長嘆:“無以為國矣!”他不畏強權,屢為國事上疏,又大力推行新法。
1898年,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骨干陳寶箴遭到懲處: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后陳寶箴被賜自縊,他死前心若寒冰地留下遺囑:“陳氏后代當做到六字,不治產,不問政。”因此,陳寶箴之后,陳家再也沒有涉足宦海。
不為一己謀私利,但為萬世開太平陳寶箴的民族大義精神,深深影響了兒子陳三立。
陳三立
處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
陳三立,“維新四公子”之一,在詩賦方面造詣甚高,是近代同光體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中國最后一位傳統詩人”之譽。
在陳寶箴主持各項維新舉措時,陳三立遂侍左右,得其父言傳身教。
1882年,禮部侍郎陳寶琛主持了一場鄉試,批閱時,一份考卷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份考卷不以時下最流行的文體作答,而以散文體寫就妙文,洋洋灑灑,一氣呵成。
陳寶琛讀完大加贊賞。
破例將其錄為舉人,這名考生就是陳三立。
1889年,陳三立中進士,同父親陳寶箴一起在朝為官,為維新運動四處奔走疾呼。
1898年戊戌政變后,陳三立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職,返回江西。
此后,政途之上再無陳三立,而文壇上冉冉升起一顆新星。
陳三立也將自己對國家的一片赤誠,轉化為對后代教育的嘔心瀝血。
1903年,陳三立辦了一所家學,為了供課堂之用,陳三立果斷決定:“將我的住宅讓出辦學。
”他更以遠大的眼光聘請了外國教師,注重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還廢除"八股文"和跪拜禮節,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大開創新式學校的先例。
曾有幾位學生問陳三立怎樣才能寫好詩?
散原老撒下一片陽光:“你們青年人,目前的任務是怎樣做人。
”處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
1937年"盧溝橋事變",戰火波及北平、天津,眾人紛紛攜家逃離,而陳三立卻說道:“我決不逃難!”當時日軍氣焰囂張,有人就說中國必敗,陳三立聽說后怒斥:“中國人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
當時,陳三立的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陳三立痛罵鄭“背叛中華,圖功利”,當即與之斷交。
后來,北平、天津相繼淪陷。
日軍欲招納陳三立,百般游說,皆不應許。
偵探日伺其門,陳三立大怒,呼傭人拿掃帚將其逐出。
從此絕食五日,憂憤而死,享年85歲。
陳衡恪
文人作畫,第一人品,第二學問。
陳衡恪,字師曾,號槐堂,又號朽道人,是民國初年天才橫溢的畫家,美術家,藝術教育家。
6歲那年,陳衡恪隨祖父乘轎游西湖,見湖面荷花盛開,小小的陳衡恪竟不知不覺在轎板上用手指畫荷花。
回家后,陳寶箴給了陳衡恪筆墨紙硯,讓懵懂的陳衡恪學習畫畫,陳衡恪和繪畫的緣分就從這時開始。
民國初年,北京金石書畫之風大盛,陳衡恪的花鳥畫脫穎而出,他的畫作取百家之長而別具一格:畫蘭花,筆下的蘭花仿佛在風中搖曳;畫竹子,干亭亭而葉瀟瀟;如見其動,如聞其聲;畫山水,不學時流而另辟蹊徑。
陳衡恪秉承陳三立之風,認為畫畫與做人是分不開的。
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陳衡恪的人格也深刻影響了他的兒子——中國植物園創始人之一陳封懷。
陳封懷
我是有國籍的,我的根在中國。
陳封懷在金陵大學就讀農科時,就對植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33年的中國雖有新建的植物園,卻沒有一座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供植物研究的植物園。
當時,植物學家胡先骕決心要辦像樣的植物園,陳封懷當即參與尋覓植物園園址,后決定在廬山建立森林植物園。
植物園創辦初期,年輕的陳封懷騎著一匹小毛驢,連續幾年,無論刮風下雨、冰雪嚴寒,足跡踏遍了廬山的每一條溝谷、每一片山坡,對廬山上的各種植物了如指掌。
不久,陳封懷又考入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學院,專攻園藝學和報春花分類學。
兩年后,他謝絕了英國導師的盛情挽留,毅然返回了廬山。
他對自己的導師說:“報春花的故鄉在中國,我的根,也在中國。
”回來的時候,他舍棄了自己所有的行李,卻帶回了六百多種植物標本。
1948年秋,蔣介石想裝飾和宋美齡的廬山別墅——“美廬”。
底下的官員為討好蔣介石、宋美齡,派了四個人到廬山植物園挖掘紅楓。
時任植物園主任的陳封懷挺身而出,義正言辭地說:“紅楓不能挖,樹木是植物園的,我有責任保護!”、挖紅楓的人見陳封懷堅定不屈,只好訕訕而退。
陳寅恪
貫通中西,百年難見的人物“陳門五杰”享譽中華,而其中最為出名的便是陳寅恪。
陳寅恪得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兩代人的文學積淀,得長兄陳衡恪以身作則樹立榜樣,陳寅恪厚積薄發,成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于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
我國著名古典研究專家傅斯年這樣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25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四位導師,前三位學者無一不是文壇翹楚: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戊戌變法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才學過人、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而最后一位讓人大跌眼鏡,無學位,無著作、無文憑的陳寅恪。
眾人不禁議論紛紛:“他教得了我們嗎?”梁啟超笑笑,一語驚詫旁人:“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終于,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里,沒多久,他就成了轟動清華的人物。
據學生講:“陳先生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陳先生講課時七八種語言信手拈來。”
“陳先生講歷史,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就連文字出處都說的一字不差!”
陳寅恪有一套著名的講課規定:“四不講: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我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后來凡是陳寅恪的課,皆學生云集,甚至許多名教授也來聽他的課: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無阻、堂堂必到;每當陳寅恪講《中國哲學史》,在教室的角落里總能看到哲學專家馮友蘭的身影。
在清華校園里,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可以向陳寅恪請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滿意的答復。
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的美譽。
吳宓曾不無感慨地說道:“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又因陳寅恪身出名門而學識過人,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盛名之下,陳寅恪始終樸素厚實,謙和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1932年,清華大學舉行新生入學考試,陳寅恪出了一篇國文試題——作文《夢游清華園記》,另一題為“對對子”,上聯是“孫行者”。
結果“對對子”這一題,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
對出“胡適之”而獲滿分的考生,僅周祖謨(北京大學教授)一人。
其余答“祖沖之”,“王引之”之類也尚可成對,凡答“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當時正是白話文運動蓬勃發展之時,因此有人在報上批評清華大學食古不化,不應出怪題“對對子”考學生。
陳寅恪有理有據地提出四條理由:測試考生能否區分虛字和實字及其應用;測試考生能否區分平仄聲;測試考生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考察考生思想條理。
這番解釋一經發表,“對對子風波”即告平息,陳寅恪的威望可見一斑。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本當局為了維持統治,特意派人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陳寅恪辦東方文學院,陳寅恪堅決拒絕。
第二年,日方仍不死心,請陳寅恪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面對金錢和威脅,陳寅恪始終不為所動。
不幸的是,陳寅恪患上目疾,醫生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這對于一個執筆之人而言,不亞于晴天霹靂。
而陳寅恪卻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助手幫助,寫成了80余萬言的《柳如是別傳》,步步卓絕,字字啼血!助手黃萱曾感慨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
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1929年6月3日,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陳寅恪首先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
這是一種極純極高的境界,而先生恪守終生。
他的學問、他的獨立、他的氣度、他的堅毅、他的認真,當之無愧是民國文壇上那顆最耀眼的星。
義寧陳氏在短短幾十年間,衍生出“陳門五杰”這樣的人物,究其緣由,其實是家族門風的百年積淀。
陳寅恪先生曾說:“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陳氏先祖陳騰遠奉行“重信義、輕財賄”,教育子孫要“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節”。
朱德裳在《三十年聞見錄》中贊嘆:“吾閱世數十年,所不愧清風亮節者,義寧陳氏足以當之。”是的,陳門子弟用他們堅毅的一生書寫的:是剛直耿介的君子之風,是舍我其誰的英雄氣魄,是保境為國的民族大義,是俯仰無愧于天地,行止無愧于人心的赤誠精神!義寧陳氏,山高水長!
我們,銘記歷史,要為每座里程碑鐫刻名字,為每個山峰撰寫史志,為每塊基石梳理傳記——記錄所有屬于過往但不該被遺忘的教育者。
我們,關注當下,要為每個堅守初心且銳意創新的人抒寫年華——記錄所有正在行進且不斷反思的教育者,以及那些對教育有所啟迪的各行各業探索者。
關心教育就是關心民族、人類的命運,而關注和教育有關的人,就是關注其中重中之重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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