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積累談什么批判性思維？

黃玉峰先生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教育領域的先鋒。

他是復旦附中的特級語文教師、上海寫作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碩士生導師。

他被稱為“語文教學的‘叛徒”，50年來義無返顧地探索語文教學改革新路。

年逾古稀，卻又出任中學校長，想要實現更大的教育抱負。

讓我們再次走近這位老先生，感受“批判性思維”中蘊含的理性主義和寬容精神。

*文章較長請耐心閱讀

“批判性思維的基礎是積累”

我們進了復旦附中校園還是等了會兒黃玉峰老師，他還沒下課。

剛入古稀之年的他還在復旦附中的講臺上教書，負責一個高一班級的語文教學。

自21歲開始在松江教書，四十余年來，黃先生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教學經驗，對于語文和教育，他也有自己獨特的一套看法，是當代基礎教育領域的一位大家。

此前，從他幾篇文章里讀到他多次提及批判性思維，所以我就請他多聊一聊他對批判性思維的認識。

黃玉峰認為批判性思維的基礎是積累，沒有積累，就無法展開批判。

這是他對批判性思維的一個首要看法。

黃玉峰自己對魯迅的閱讀反思最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黃玉峰在文革時期因為寫標語漏寫了一個字而有了兩年牢獄之災，在牢中，他只能接觸到毛選和魯迅的一些著作。

1970年一出獄，他就買了一套魯迅全集來讀，“如餓漢撲在面包上”。

從此讀魯迅、教魯迅成為黃玉峰的一項人生功課。

直到新世紀來臨之際，有次讀林語堂日記，他發現了魯迅身上的“惡”，他對別人的刻薄和不寬容。

（《南都周刊》記者黃修毅2010年曾對黃玉峰有過一次專訪，較為詳細地敘述了他對魯迅認識的思想轉變。）

黃玉峰說自己之所以敢對批評魯迅，是因為他自己至少通讀過兩遍的《魯迅全集》。

研究魯迅的作品很多，但真正讓黃老師佩服的是朱正的《一個人的吶喊》，他對魯迅的考證很全面。

所以，黃玉峰所謂“積累”，首先是指充分占有研究材料，而且是第一手材料。

黃玉峰如此重視“積累”，攀談下來，我有一個印象，這跟他早年所受到的發蒙有關，也跟他此后對于儒家教育傳統的體認有關。

說起自己的發蒙，黃玉峰頗為動情。

年幼之時，他遇到兩位蒙師。

一位是他的鄰居，曾經在國民黨軍中做過秘書，飽學詩書，另一位是更老的先生，是前清秀才，在商務印書館做謄抄，寫得一手漂亮的館閣體。

他向他們請教如何做學問，得到的方子就是背誦。

黃玉峰就是這樣在前輩的指導下打下了古文底子。

也許正因為自己熟悉傳統文史，詩詞典故信手拈來，深得古典文化其中三昧，所以黃玉峰在教授古詩文時，非常重視熟讀背誦這個老法子。

但是他說背誦重要，倒也不是要學生死記硬背，為背誦而背誦，也不僅僅是為學生打造一個為文造句的基礎。

在即將推出的新作《上課的學問》里，黃玉峰憑著對李白作品和生平的深入研究，“對他的九百多篇作品、基本上每一首詩、每一篇文章都看過”，對《夢游天姥吟留別》做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認為這首詩“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游仙詩，而是一首發牢騷的贈別詩”，

而李白本人也不是如他自己在詩里所說的那樣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權貴”，其功利心非常之強。

對于黃玉峰的論證，或可商榷，但足以成一家之言。

但就其方法而論，說這種以作者生平證諸文本的辦法，大體上就是傳統的考據學也不無不可。

事實上，在熟讀中國傳統詩書的黃玉峰看來，批判性思維也并不全然就是西方的舶來品，傳統文化里就有它的影子。

他引用《論語》為證：“聽其言而觀其行”、“是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黃玉峰所謂“積累”，除了背誦這種形式之外，據我理解，更本質的含義是閱讀。

幾十年下來，黃玉峰對教語文的基本看法就是，把自己的體會告訴給學生，讓學生也喜歡；用各種辦法，“無所不用其極”地哄騙、引導學生閱讀。

為此，他給學生用蠟紙刻過李澤厚的《美的歷程》、高爾泰的《尋找家園》，給學生開書單，《愛的教育》送學生人手一冊。

閱讀既要有深度，也要有廣度。

閱讀一個作者的大部分乃至全部作品，這是深閱讀，像黃玉峰自己讀魯迅、讀李白就是如此，深閱讀能夠把握住一個作者的思想和作品全貌；在一個作者之外，再讀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和作品，這是廣閱讀，廣閱讀能夠幫助厘定一個作家在所處時代的位置。

“我起先覺得魯迅很好，后來我看了胡適，我覺得胡適講得比他對。”跟這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在比較閱讀了魯迅和胡適之后，他選擇接受了胡適。

"你自己一定要有東西出來"閱讀積累是批判性思維的第一要義，黃玉峰說第二要義便是理性的作用：“批判性思維不是想批判就批判，你自己一定要有東西出來，你要和現實結合起來、和生活結合起來，還要看兩種意見、三種意見。”

對于黃玉峰的這番話，我的理解是，“和現實、和生活結合”是講事實，話說得再漂亮、不能脫離事實；“看兩種、三種意見”是講邏輯，對聽來的各種不同意見要進行分析推理辨別。

這就是理性的作用，啟蒙主義者所提倡的東西。

黃玉峰舉了《紀念劉和珍君》這篇文章做例子。

該文多次入選課本，已經成為經典。

他對該文涉及的“女師大風波”事件跟課本有不一樣的觀點。

課本完全從魯迅和“進步學生”的立場出發，在腳注里將楊蔭榆說成了一個可憐的反派角色。

黃老師則說問題有它的復雜性。

當時楊蔭榆和學生的矛盾源自她治校太嚴；她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人的直接原因則是因為她們未按時返校；而魯迅等浙江派教授之所以反對楊蔭榆也牽涉到教育界的權力斗爭，有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文字為證……

黃玉峰自己是這樣讀書的，他也是這樣去教書的。

豐厚的學識，深刻的洞見，使他頗受學生愛戴，人氣很高，學生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六爺”。

而在閱讀之外，在體制給出的有限空間里，黃玉峰在演講和寫作領域也進行了批判性思維的教學嘗試。

教材里有一篇課文是恩格斯的《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

黃玉峰認為與其花上兩節課的時間去一句句來做分析，不如借此機會鍛煉下學生的演講能力。

圍繞演講這個形式，他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聞一多的《最后一次講演》，魯迅的《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的講演》、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這些文章都被他聚攏來放到學生面前；學生需要在這些文章的基礎上，討論出演講稿該怎么寫，然后上臺演講。

從所教的2000級開始，黃玉峰還一直在嘗試另外一種寫作方法——直接讓學生們寫學術論文。

學生們論文寫完之后，他請來清華、北大、復旦的教授們，讓學生進行答辯。

然后，黃玉峰選出其中特別優秀的五篇文章，打電話聯系清華招生辦寄給他們。

而最后的結果是，經過特別組織的面試和筆試，其中三人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

出于各種原因，黃玉峰后來的學生里再也沒人通過這種方式進入大學的，所以，那成了一次空前絕后的嘗試。

但是，他一直在他所教的班級里嘗試這種學術寫作。

今年所教的這個班，他給學生布置的寫作任務是民國人物研究。

他的要求議論、記敘不限，但一定要有觀點，以材料來說明觀點，而且不能抄別人的觀點。

有一個學生寫汪精衛的情感世界，寫他投身革命時，如何立志不婚，后來又如何和陳璧君產生了故事，從他的愛情觀寫他的人格。

言語間，他很欣賞這篇文章。

“批判性思維還有一個人格問題”黃玉峰還認為批判性思維與批判者主體的人格有關。

“如果一個人不是與人為善的，是邪惡的，你即使有批判性思維，你也不會是批判的，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維。

批判性思維不是有戾氣，有很多人把罵人叫做批判。

罵人是罵人，批判是批判，這個我們要分開。”

黃玉峰相信與人為善這種做人原則是常識問題，對于中國近當代歷史上動輒祭起“思想批判”這種武器深惡痛絕。

在此意義上，他越來越覺得胡適這位美國博士的可愛和重要，而對魯迅多有批評。

“我很佩服胡適，他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主義是很空的，問題是很具體的。

質疑不是人云亦云，不是老生常談，不是道聽途說。”

這種批判性思維的精神資源不僅僅有胡適，黃玉峰對于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一日三省吾身”的修身也有所繼承。

“有批判性精神的人自己也要有人格魅力。

你天天指手畫腳，說這個人不好那個人不好，可是自己也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的批判不會徹底。”黃玉峰也常常在文章中和談話里引用陳寅恪為王國維所撰碑文的那兩句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他說這也是他對學生的希望。

對于黃玉峰所理解的批判性思維，我是欽佩和贊同的。

出于語文教師的職業本能，他對于閱讀積累的強調甚過理性思維也可以理解，他討論的實質上是語文閱讀教學里的批判性思維。

在另外的場合里，黃玉峰也對批判性思維的思維特質做過一定的剖析，比如那篇流傳甚廣的《如何看待經典及如何看待思辨》。

尤為稱道的是，他從傳統里汲取思想資源，使批判性思維這個新名詞和傳統搭上了關系，讓人生出幾分熟悉和親切來。

批判性思維教育的思想資源我向黃先生請教，他是何時接觸到批判性思維的，又讀過哪些有關批判性思維的書籍。

他說已經十幾年了，具體看過什么書得到的這個概念倒是不記得了，但是他又跟我講，過去讀過的卡爾·波普爾《20世紀的教訓》、奧威爾《一九八四》等文學哲學類作品里都蘊含著批判性思維

（后來黃先生還跟我提及過他早年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知識、意見及其他》，我從知網上找到，他在里面也提到了美國學者莫蒂默·阿德勒的一本《西方名著中的偉大智慧》）。

這印證了我之前的猜測。

在目前的教育體制內部，黃玉峰展開這種單打獨斗式的批判性思維教學，所依托的思想資源只能是自己的思想閱讀積累——也正因為如此，他特別強調積累的重要。

從我們的聊天內容來看，他的批判性思維思想來源有三：

? 一是“五四”以來，以魯迅、胡適為各自源頭的現實批判精神和自由主義思想（雖然黃老師對魯迅多有批評，但是在我看來，他的這種批評精神也正是魯迅的精神遺產）

? 二是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哲學和教育思想，其中有啟蒙主義所推崇的理性傳統（包括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模糊點說就是講邏輯和講事實），也包括對批判性思維本身的認識

? 三是以儒家為代表的本民族思想傳統

在目前的中國基礎教育界，在進行批判性思維教學探索的，黃玉峰不是孤例。

除了他之外，比較突出的代表人物還有北京十一學校歷史教師魏勇，上海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語文教師余黨緒等人。

但正如前面所說，由于思想來源駁雜，他們對于批判性思維的認識都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和差異，像余黨緒老師就是受魯迅影響較深。

在總體上，他們所開展的批判性思維教育帶有很強的知識分子情懷和啟蒙色彩，上承新文化運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未竟的啟蒙任務，針對目前的教育現狀，自覺把培養學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當做自己的教育使命。

批判性思維所包含的不僅有西方哲學自啟蒙時代所確立的理性主義傳統，也有房龍等人文主義大師們所發明的寬容精神，這既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思維方法的總結，又包含了人類對于由理性主義至上所導致的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等諸多災難的反思。

個人的解放和自由需要理性主義，社會的和解和建設則需要寬容精神。

我們的學生不僅要成為一個有思想有感情，身體健康、人格健全的個人，他們更要成為這個社會的參與者、協商者、建設者、推動者。

提倡批判性思維教育可謂正當其時。

我們需要將批判性思維貫徹到我們的課堂里，使得學生的閱讀、寫作、演講和辯論上都能運用到批判性思維，讓培養批判性思維成為教育的一個核心任務。

在黃玉峰的課堂上和書本里，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理性主義和寬容精神的曦光，我們期待教育界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成為它們的光明所在。

本文授權轉自WE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