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來自中國上海。和那個年代所有的留學生一樣，他們選擇赴美留學，讀工程碩士，畢業之后在留在灣區的科技公司工作。于是，這里的華人群體也在日益壯大。

01 “為了分數走火入魔”

我在一個叫庫比蒂諾的城市長大，這是一座位于加州舊金山灣區南部的城市，這里有蘋果、賽門鐵克等科技巨頭的總部，但對于我的父母來說，庫比蒂諾等同于黃金學區——這里聚集著全美最富裕的中產亞裔移民和亞裔美國人。

那是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的環境，尤其是在初高中階段，大家還會攀比誰睡得更少，太”殘暴“了。

我承認，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下，我對成績是過于看重的。雖然打心眼里，我并不認為這是對的。我始終覺得，教育的真諦在于學習，在于探索自己熱愛的東西，但我還是會屈服于現實，未來，我更是要為五斗米折腰，并在殘酷的社會中生存下去。

有時候，學校老師也會批判和吐槽亞洲學生和他們的家長，說他們”為了分數走火入魔“，這可能也是為什么，我上過的學校都沒有提供任何支持和住宿，因為校方會說：”他們就是想抄近路得高分“。

其實，我的父母也后悔把我送進了那個黃金學區，因為在那樣的環境下，我患上了很多精神方面的疾病和慢性病，比如抑郁癥。

02 踏出第一步

在伯克利的第一學年，我認識了很多其他學生，他們自稱是有缺陷的人，而且當中很多人跟我情況很相似，是酷兒、跨性別亞洲人。

我曾是UNITY主題項目的一員，那是一個校園社團，致力于普及LGBTQ教育、社群搭建和領導力培養。那是我第一次身邊都是LGBTQ群體的人，我是跨性別者這件事也不再是問題。慢慢的，我在自我介紹時更習慣用（跨性別者常用的稱呼）they/them，也不會再躲躲藏藏了。

那個時候，我甚至不覺得我是有缺陷的，換句話說，我會感覺：“我的問題真的有那么嚴重嗎？我不配得到這樣的照顧，這不公平吧。我應該更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我被診斷出是神經典型性個體，即使那并不是問題的真正所在。

終于，在多年之后，我才從伯克利殘疾學生項目申請到了住宿。

這個項目對我幫助很大，不僅因為我能錄下來我的課程，或者有更多的時間復習考試，更是這幫助我認識到，我曾經的痛苦和掙扎，并不是因為我的懦弱、懶惰或者無能。

第三學年的時候，我選修了Marsha Saxton老師的“殘疾研究”課程，那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我還記得，我的教授和研究生輔導員Katie Savin一直非常積極地告訴學生們“這些是給你們提供的支持，我們會保證你們能得到這些”，能心安理得地得到支持，而不會因為殘疾感覺到羞愧或者尷尬，感覺真的很好。

Katie還組織了一次自愿的田野之旅，去看一個Sins Invalid的一個殘疾平等表演項目，在那里我親眼見到了無憂無慮的快樂和殘疾藝術家之美，這些殘疾藝術家大多都是有色人種。

03 開始理解“逼迫孩子”的亞洲父母，

也敢于說出自己的疾病

2017年，我從伯克利畢業，拿到了心理學學位之后，我開始在伯克利國際部做客服助理，提供移民相關建議，也為校園里的國際學生和學者發聲。

在工作中，我親眼目睹了長久以來受種族歧視和移民恐慌影響，以及這幾年來移民政策所發生的劇變。對于那些在伯克利遭遇反東亞歧視和排外的學生們，我感同身受，而且我也發現了他們的經歷和我父母的異同。

我父母來到美國的時候，是1992年。那時候，中國學生保護法案還在生效。

我父母說，他們來美國的時候并不是沒有經歷過種族歧視，更多是因為他們對歧視無能為力。最好的，甚至唯一的辦法就是奮發圖強，賺很多很多錢，這樣至少能保證經濟上不收到傷害。

小的時候，我對此非常不以為然，但現在，我能理解他們為什么一定要逼孩子了。

直到18歲，我才被診斷出有抑郁癥。那時候，我才知道如何跟醫生講我的抑郁情況，這樣他們才能做出診斷。同時我也發現“哇，我有自殺傾向已經有十年了，居然從來沒有人發現這一點”。我之前并不覺得我應該為自己發聲，或者為生理健康之外的身體問題提出擔憂。

我逐漸理解了，每個人對自己的癥狀都有不同的認知，他們的癥狀也都有不同的表現，這些可能跟一個人的種族和從小生長的民族文化環境有關。

舉個例子，我們家的人可能不會直說“我很難過”，“我不想活了”，相反，他們更有可能說“我有慢性消化病”，“我很難入睡”，或者“我經常頭痛”。

我也知道我家人經歷過很多生理癥狀，這些癥狀人們并不覺得可以視為殘疾，比如癌癥、中風還有體質虛弱，現在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家好幾代人從來絕口不提的創傷后遺癥。

04 未來，我想幫助更多人

因此，當我成為伯克利校園的教職員工，我更努力向人們展示我自己想展示的一面，我一直用“they”來介紹自己，無論是在電子郵件簽名還是Zoom視頻會議中，即使我并不喜歡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我是伯克利大學“破除種族歧視研究，平等、自由和歸屬感行動小組”的一員。我也是Lavender Cal，一個LGBTQ職工和工作人員的校園社交網的一員。

我還和伯克利職工團參加了一個導師項目，這個項目為職工提供社交和個人發展支持。

在我們一次集會上，我提到我的愿望之一就是這個項目能找到一些跟我有共同經歷，或者能為我提出建議的人，告訴我如何控制我的生理缺陷，特別是作為一個擁有“隱形”殘疾的患者，我如何才能申請到住宿支持。

曾經，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如何針對這些問題發聲、尋求理解和支持，即使這些生理缺陷已經對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

如今，我更希望通過勇敢發聲，能幫助其他人，讓他們在表達自我和尋求幫助的時候感覺更踏實。我想盡我的綿薄之力，創造一個我年少時未能擁有的，更友善和積極的環境。

本文翻譯自：https://news.berkeley.edu/2020/10/27/im-a-berkeleyan-sydney-ji/

轉自爸爸真棒公眾號，ID：babzhenbang “爸爸真棒”是一個K12原創國際化教育平臺，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啟發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聯系：VX（Hanzhang_Mo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