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心理學家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發現了他們所謂的“3000萬字的差距”。通過家庭訪問,他們估計來自低收入家庭的4歲以下兒童比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兒童少聽到令人震驚的3000萬個單詞。這項研究得到了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支持,并促使白宮就這一話題召開了一次會議,還發起了公共服務宣傳活動,并成立了至少兩個推廣組織。明確的信息是:多和寶寶交流。
但是現在,來自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組科學家正在質疑單詞的數量是否真的很重要。他們上個月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雜志上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在4歲、5歲和6歲的孩子中,如果他們在家里進行更多的交談,那么他們在聽故事和處理語言時大腦的活動就會更多。
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項目的博士生雷切爾·羅密歐說:“我們發現,語言的量、成人詞匯的數量與大腦活動或語言技能無關。”但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兒童和成人之間的反復對話。我們認為這項研究結果表明,與其和孩子說話,你真的需要和孩子交流才能有意義的大腦發育和語言發展。
羅密歐的假設是,來回的對話可能會重新連接大腦,使其生長。科學家稱之為神經可塑性。但這需要在羅密歐計劃的未來研究中進行檢驗。所有這些最初的研究都表明,參與研究的孩子們在家里經歷了更多的交談,他們的大腦活動更活躍,語言能力更強。我們還不知道談話是否真的導致了大腦發育和語言能力的改變。
在這項研究中,對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來說,談話的好處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一樣多。經歷過大量對話的孩子在標準化語言測試中的得分要高出12%。
但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家里交談的次數要少得多。研究人員比較了每個孩子的談話高峰時間。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一個小時內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50次談話。轉彎是指大人說話,孩子做出反應,反之亦然。一個轉彎可以像這樣短:“吃”。“不!”
這項研究的意義是重要的。許多針對低收入母親的項目強調了從出生到3歲與嬰兒交談的重要性。羅密歐說:“有些家長甚至是教育工作者把這個理解為,不管怎么說,在什么地方說,說,說,說,說。”并不是說數量無關緊要。但參與,社會交流,似乎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肯定的是,哈特和里斯利的3000萬字差距研究從來沒有指出只有數量才是重要的。他們還寫道,讓嬰兒接觸一系列詞匯的重要性,并提供更多積極、鼓勵的反饋,而不是消極的禁令。
羅密歐建議父母們去問問題,等待他們的反應,而不是只是喋喋不休地羅列購物清單或講述當天的事情。誠然,與一個6個月大的嬰兒進行智力對話是一項挑戰。對于嬰兒,羅密歐建議交換咕咕聲或傻傻的表情。對許多家長來說,這可能比持續一個小時的敘述更容易。
主持獨白可能很煩人(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但肯定無害。羅密歐懷疑這樣做的父母也碰巧參與了反復的對話,讓他們的孩子接觸到很多復雜的詞匯和語法。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說得多的父母更傾向于培養出語言能力更強的孩子。
羅密歐和她的同事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實驗室里開始了他們的研究,在那里,36名波士頓地區4到6歲的兒童接受了測試,以測試他們的語言和推理能力。然后,每個孩子進入一個大腦掃描儀,當孩子聽音頻故事時,這個掃描儀會產生大腦活動的核磁共振圖像。之后,家庭成員被送回家,帶著一個可以塞進孩子口袋的輕便數字錄音機,并被告知在孩子醒著的整個周末打開錄音機。算法分析了這些錄音,計算了成年人說的話和對話回合。這些算法能夠識別真實的、活生生的人類聲音,并能排除孩子從電視或其他設備中聽到的聲音。如果錄音機里有一個看護人在用手機說話,那么這就被歸類為成人語言,這些詞匯也被計算在內。
最后,研究人員將實驗室里孩子們的考試成績和大腦圖像與家里的音頻模式進行了比較。他們發現,每11次對話,孩子的語言測試成績就會提高1分。他們發現,對于那些在家里經歷了更多對話的孩子來說,大腦中負責語言處理的部分會更加活躍。研究人員發現,在說話的字數上沒有這種聯系。
這只是一個小的研究,它需要被復制。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明對話是大腦語言發展的關鍵。但這項神經科學研究證實了2009年心理學家的研究,他們并沒有進行腦部掃描,而是開始辨別在幼兒時期哪種語言接觸最為重要。在研究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還驚訝地發現,哈特和里斯利的里程碑式研究并沒有比這篇大多少,只追蹤了42個孩子。它展示了一項小型研究是如何產生巨大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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