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承認了：我們就是要限制中國科技威脅

2018年7月20日，美國眾議院就“中國對美國政府、私營部門研究和創新領導力的威脅”一題舉辦了聽證會。不出所料，聽證會已經將中國威脅上升到了中美科技學術活動的高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Dunford更是把中國作為2025年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頭號威脅），提出要限制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科技項目，并限制中方人員在美國進行科技交流，因此我們對饒毅教授最近被美國拒簽也就不感到驚訝了。美國眾議院的高度重視既是對中國科技實力大幅增長的某種贊許，也為中國企業敲響了警鐘——未來將不再存在過去那樣舒適的競爭環境，對于知識產權的強調將無以復加，而自主創新將成為接下來繼續前進的動力。

四位發言人的主要觀點如下：

Michael A. Brown曾就職于Quantum和Symantec，現就職于硅谷的國防創新單位實驗室(DIUx)擔任總統創新研究員。在通過對“中國如何通過投資早期企業謀求技術轉讓”這一課題進行研究后，結果發現中國在投資美國早期科技公司的規模上令人擔憂。認為中國主要通過網絡工業間諜和科研人才交流等方式直接或間接進行技術竊取。這對美國造成了大約225-6000億美元的損失。據此提出了四種補救措施，包括改善政策、完善法律以及制裁等方式。并且指出要加強與盟友的協調才能防止中國進行的技術竊取，并且要加大國家對科技的研發投入。

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客座研究員Elsa B. Kania認為中國正在利用美國的創新生態的漏洞進行直接間接的技術竊取。這些手段包括間諜活動、投資孵化收購、利用大學的人員交流、利用與商業伙伴的合作關系等方式。而中國也確實在諸如人工智能、量子技術以及自主創新方面有了宏偉的目標和長遠的發展戰略，而這些將對美國未來的世界科技主導地位產生沖擊，因此美國必須制定出有針對性的對策：一方面防止技術被竊取和被轉移，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科技投入，在科技移民、創新以及政策引導方面引起重視，確保美國的競爭力。有趣的是，Elsa B. Kania還提到了區塊鏈一線投資機構丹華資本，認為丹華資本是由中國國有企業建立的，致力于“縮小中美技術的差距”。

NanoMech公司的董事長James M. Phillips認為納米技術可以成為美國制造業突破中國能源壟斷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在全球制造業產業模式業已發生轉變的今天，美國應當在STEM人才培養與引進策略、新興技術有效落地、網絡安全保障上等方面加大投入，以應對來自中國等其他國家在制造業創新方面的威脅與挑戰。

華盛頓特區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Michael Pillsbury再次重申了自己對“中國崩潰”論的反對。指責中國在政府支持下通過非法手段獲取國外科學技術，以支撐其經濟的快速增長的做法。此外，他還對中國政府控制國有企業的“重商主義政策”提出了批評，認為這違反了WTO的規則。

主席聲明

歡迎參加今天關于“中國對美國政府、私營部門研究與創新領導力的威脅”的公開聽證會。此次聽證會是本委員會在兩黨基礎上, ?強調中國威脅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系列聽證會中的第二次。今天的聽證會致力于應對中國工業、金融和經濟戰略構成的威脅，以及北京對美國研究、創新和知識產權的敵意收購。

為了幫助我們突出中國構成的威脅，委員會歡迎四位專家：

Michael Brown，賽門鐵克(Synmantec) 前首席執行官，五角大樓一項對中國技術轉讓戰略研究的合著者；

Michael Pillsbury,? 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中國戰略中心主任；

James Phillips, NanoMech公司主席；

和Elsa B. Kania，來自美國新安全中心。

多年來，本委員會一直就中國激進收購美國和全球其他國家的知識產權提出警告。具體而言，中國通過合法和非法活動瞄準我們的創新基礎，包括間諜活動，國家支持的盜竊，強制技術轉讓，逃避和違反美國出口管制，以及使用加密技術的“后門”。

本委員會一直致力于加強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的權力，這是一個審查各項交易所涉國家安全風險的機構。來自中國的交易構成了CFIUS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會應該讓CFIUS有能力確保，中國無法通過收購敏感的美國資產構成國家安全風險。與此同時，由于北京的經濟脅迫、監管歧視以及用國家補貼支持國內企業，美國企業在中國沒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涉及經濟、軍事和技術領域，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競爭與冷戰期間的美蘇競爭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式。由于雙方在相互貿易和學術交流方面存在嚴格障礙，美蘇在經濟和學術領域的互動很少。相比之下，今天美國和中國在經濟、貿易、學術和其他領域深深地交織在一起，給美國在一系列領域帶來了獨特的挑戰。

通過竊取我們的創新，中國正在獲得經濟和軍事上的戰略性優勢，同時推進其雄心勃勃的目標——大幅提升其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部隊投射能力。美國政府以前避免與中國直接對抗，未能緩解北京的活動或從根本上改善雙邊關系，并且由于未能正確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關鍵作用而不斷受到阻礙。

了解北京如何在積極尋求鞏固經濟實力，這一點至關重要。 黨在國有企業中系統性地發揮了影響力，對非國有企業贏得了更多的控制，并在多個關鍵經濟和技術領域實施了雄心勃勃的舉措。 毫無疑問，中國的私營和國有企業最終都要服從黨的決定。

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塑造未來幾年美中競爭的發展方式。本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是加強理解、喚醒意識，并向公眾和美國領導人提供信息，以便我們能夠正確地制定政策。雖然本委員會的許多工作必然仍屬于機密，但委員會希望這次公開聽證會確保國會、政府和美國人民充分意識到中國帶來的日益嚴峻的挑戰。

第一篇

發言人：Michael A. Brown

職務：總統創新研究員

感謝Nunes主席、資深成員Schiff和委員會成員，很高興今天能與大家分享我為國防部所做的工作成果，以了解中國對早期技術公司的投資在他們系統的技術轉讓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之前曾是兩家硅谷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 Quantum，一家計算機軟件供應商，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Symantec是一家網絡安全公司，我擔任其首席執行官直至2016年秋。2016年秋，我開始在硅谷的國防創新單位實驗室(DIUx)擔任總統創新研究員。然而，今天我是以總統創新研究員而不是國防部發言人的身份來到這里。

2016年秋天，在時任國防部長阿什?卡特(Ash Carter)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保羅?塞爾瓦(Paul Selva)將軍的要求下，我開始與帕夫涅特?辛格(Pavneet Singh)一起研究中國是否以及如何通過投資早期企業來轉讓技術。去年，我們發表了一份公開報告，并且在美國政府內部廣泛共享，報告名為《中國技術轉移策略：中國對新興技術的投資如何使一個戰略競爭對手獲取美國創新王冠上的珍珠》。總之，我們了解到在2015年所有風險交易融資里，中國參與的比例達到創紀錄般的水平，即16%， 在2016年和2017年的前10個月分別保持在10%和11%。這令人擔心，主要因為六個關鍵因素：

對中國投資初創企業的擔憂

首先，這些投資的增長率在2010-2014年間，有1%-6%的大幅上升。我們發現，2017年超過500多家中資或關聯實體投資于美國早期企業。

其次，中國企業正在投資的技術與美國風險投資公司正在投資的技術相同，將成為未來創新的基礎，如人工智能、自動駕駛汽車、增強現實或虛擬現實、機器人技術、區塊鏈和基因工程。此外，由于這些技術具有雙重用途——除了用于商業用途，在軍事應用里也同樣重要——這些技術將繼續在提升美國軍事能力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第三，由于風險投資依賴于交易流，投資者看到的交易要比他們投資的（交易）多。因此，總體來說，在最近的美國風險投資中，很可能有一半以上來自中國; 換句話說，中國投資者對美國在各種技術的創新有著寬闊的視野。中國利用美國創新的這一廣闊視角，瞄準包括知識產權(IP)在內的特定技術，知道及了解技術的關鍵人才，這是合乎邏輯的，也是有可能的。一旦有了目標，中國就能利用十種不同技術轉移機制中的一種——合法的和非法的——來獲得準入。

第四，通過投資早期公司，中國投資者正在用與美國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速度學習這些基本技術，這就消除了美國利用這些技術在時間上的優勢。歷史上看，美國軍方在一段時期內一直獨家使用關鍵技術，這一時期可以被稱為“強者時期”;然而，如果中國與美國軍方同時從美國的初創企業那里學到尖端技術，那么未來我們不太可能會有優勢。

第五，沒有擬議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或該委員會改革立法，美國政府就不會監督、報道或控制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技術投資。

第六，國防部、In-Q-Tel或美國政府的其他部門將傾向于避免與一家擁有大量外國所有權的早期技術公司接觸，即使該公司正在開發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技術。這就是中國投資美國早期科技公司的規模令人擔憂的六個原因。

中國技術轉讓的方法

我們在編寫DIUx報告的過程中發現，中國的風險投資是更大規模技術向中國轉移故事的一部分——通過合法和非法手段持續了幾十年。具體來說，中國涉及的一些技術轉移機制包括工業間諜，網絡盜竊，強迫合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追蹤開源創新，資助專業組織以吸引人才，利用中國留學生將他們放在美國的敏感研究領域。單獨來看，這些法律行為可能看起來是良性的，但如果綜合考慮，從中國正在采用的規模來看，這幅合成圖展示了一個以大規模技術轉讓為重點的政權的意圖、設計和專注的焦點。

美國超導體:工業間諜和網絡盜竊的例子

讓我舉兩個具體的例子。我將從美國超導公司開始，一家中國公司雇傭工業間諜和網絡盜竊來竊取一家美國公司的技術。美國超導公司與中國合作伙伴華銳風電合作，進入中國巨大的風力渦輪機市場。美國超導公司為風力渦輪機提供了控制軟件或“大腦”。意識到知識產權被盜的風險，美國超導公司確保其代碼在互聯網上不可用，并將其代碼“air gapped”從互聯網上的連接網絡上保留下來。然而，為了獲取這一密碼，華銳風電將一名美國超導體雇員——奧地利人德揚?卡拉巴塞維奇(Dejan Karabasevic)變成了一名內線間諜，與他簽訂了一份價值170萬美元的多年合同;此外，女色也提供給了卡拉巴斯維克先生作為附帶福利。卡拉巴斯維克竊取了美國超導控制軟件代碼，并將其交給了華銳風電。結果，華銳風電不再履行與美國超導的合同，僅2011年一個季度，其收入就從4億美元的年率驟降至3600萬美元。華爾街放棄了美國超導。美國超導公司的首席執行官Dan McGahn說，“參與中國市場只針對中國公司。作為一家西方公司參與其中……是一個幻象。他們會把你帶進來，能夠想辦法從你身上收獲任何東西，然后在你不再有用的時候把你吐出來。

當美國超導公司在美國聯邦法院和中國起訴華銳風電時，華銳風電利用網絡盜竊手段更好地理解了美國超導公司的法律策略。今年1月24日華銳風電被判犯有竊取商業秘密罪。這是一場得不償失的法律勝利，花了5年時間，該公司的股東權益價值損失了10億美元，解雇了數百名員工，并失去了最大的海外市場。

杜克大學：中國學生竊取軍方資助的研究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說明了從事尖端研究的中國外籍人士的威脅，這些研究通常由美國軍方對頂尖大學進行資助。2006年，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教授是超材料專家，他開發了一種“隱形斗篷”原型，這種斗篷可以將物體隱藏在微波中，有可能應用于手機和天線。同年，中國學生劉若鵬(Ruopeng Liu)加入了史密斯教授的實驗室。中國愿意為這次合作支付費用，史密斯教授認為這是該技術迅速擴大使用的一種途徑。史密斯教授的研究資助人是美國空軍科學研究辦公室，五角大樓得知中國參與這項研究時很不高興。

劉先生在中國發表了在杜克大學開發的研究成果，并將其歸功于杜克大學。杜克大學在中國南京東南大學創建了杜克大學的實驗室。這項研究導致了在中國成立了兩家資金充裕的公司:光啟科學和光啟技術，它們最初是由深圳和廣東省政府資助的。如今，這兩家公司的市值分別為30億美元和70億美元，它們利用超材料改進航空、無線互聯網和移動支付解決方案，以及顛覆性的太空技術。中國人民解放軍(PLA)是主要客戶之一。

今天，在美國的外國學生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國留學生，我們的研究生中有25%是中國留學生。盡管我們努力確保外國公民不會獲得敏感研究成果，但一些人仍可以獲得美國軍方資助，也可以在我們的國家實驗室工作。大學對這些限制的執行情況各不相同，因為整體上講美國的學術環境非常開放，有利于促進合作。糟糕的地方在于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從我們世界級的高等教育體系中獲益，我們將大量的資源分配給了中國學生，但在他們畢業后我們的移民政策將他們送回了中國。換句話說，作為世界級人才儲備的一部分，學校沒有招募中國的畢業生來為我們的經濟做出貢獻，而是回到家鄉，支持中國的技術和經濟增長。

問題的大小和含義

美國前助理司法部長約翰?卡林(John Carlin)在2016年曾說，有數百起中國公司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案件。在一年前發布的一項研究中，美國知識產權失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表示，知識產權失竊每年造成的損失在225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之間。

允許中國無限制地進入美國、進入美國先進的尖端技術不僅加速了我們自身相對技術優勢的下降，甚至可能促進中國的技術進步。雖然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是一種長期威脅，而非短期危機，但保持我們的技術優勢是當今一個重要的全國性問題。事實上，鑒于以下情況，國防部現在越來越擔心這些風險：

1.中國企業已經擁有軍事供應鏈的重要部分。

2.由于網絡盜竊和工業間諜活動，中國公司已經設計了大量的美國軍事裝備。

3.中國的目標是趕上美國的軍事能力，比如噴氣發動機飛機設計，和中國可以獲得技術領先的領域——特別是在美國軍方正在與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早期商業公司開發技術的領域。

美國政府對于技術轉移的速度有多快、中國對美國技術的投資水平、或者我們應該保護哪些技術缺乏全盤理解（我的意思是，經濟、貿易機構和純粹的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相互協調的理解）。

采取行動：四種補救措施

因此，考慮到中國目前采用的多種技術轉移手段，以及中國政府使用資金充裕的系統性方法，美國在歷史上還沒有面臨如此強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其發展軌跡有望超越美國經濟。美國需要一種緊迫感來發展四種補救措施：

1.更好的防御工具，比如2017年外國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中包含的CFIUS改革，以及擴大和更新的出口控制改革；

2.更積極地對知識產權盜竊采取法律行動，對中興通訊這樣的中國企業實施制裁，并修改我們的法律，使中國企業能在美國法庭上被成功起訴，并且在判罰有罪的情況下還可以凍結其資產；

3.聯邦調查局(FBI)增加對反間諜資源的投資，要以防止知識產權偷竊為目標，而不是以訴訟為目標；

我們需要一項在中美技術學術活動中勝出的長期方案。

 

在科技領域需要統合協調和投資

讓我以兩個要點作為結論。

首先，我們采取的阻止技術被中國轉移的措施——包括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改革和對出口控制的改變——需要與盟友協調，才能發揮效力。否則，我們將鼓勵人才和公司遷往海外，且我們也會讓我們的盟友成為技術轉讓的目標。

其次，盡管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改革和更好的出口控制等防御性措施很重要，但它們并不是贏得與中國技術學術活動的關鍵。我們越關心中國造成的國家安全問題（正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Dunford表示他把中國作為2025年對國家安全的頭號威脅那樣），我們就越應該投資于科技,鼓勵美國人追求STEM教育和增加聯邦政府的研發資助。

為了讓美國贏得與蘇聯的最后一場技術學術活動，聯邦研發資助在20世紀60年代占GDP的2%。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美國，中國在研發上的投資占GDP的比例也越來越高，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支出如今已降至GDP的0.7%。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地提高我們的技術基礎和創新能力，因為我們未來的經濟安全將是我們國家安全的主要決定因素。

感謝你們對這一重要問題的關注，我期待著回答問題。

第二位發言人：Elsa B. Kania

職務：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客座研究員

Nunes主席、資深成員Schiff、尊敬的委員會成員們，感謝你們給我機會來討論中國對美國研究和創新領域領導力構成的威脅和挑戰。

在我的講話中，我將討論中國試圖利用美國創新生態系統所產生的短期威脅，也將討論中國在戰略技術方面的進展和雄心所帶來的長期挑戰。

在近代史上，美國在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一直是我們力量和優勢的重要支柱。然而，今天在這個戰略競爭的新時代，美國的這種地位面臨著一種獨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鑒于中國持續利用美國創新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開放性——從硅谷到美國頂尖高校，如今有必要針對一些非法或明顯存在問題的做法采取有針對性的對策。同時, 在中國開始成為一個真正的科技強國和準超級大國時，我們對于限制敏感和戰略性技術向中國轉讓的合理擔憂，絕不能使其影響我們對提高美國國家競爭力這一長期、根本政策的實施。

 

中國對自主創新的追求

中國對于自主創新的推動，往往通過合法甚至非法手段進行技術轉讓的方式來進行。關于這方面的歷史和相關工業間諜技術已經被廣泛地記錄下來，案件也非常多。一些臭名昭著的例子包括F-35的數據被盜，以及最近中國針對半導體行業的數據盜竊案，這些案件涉及有針對性地挖走相關工程師和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嘗試進行的和已經成功的收購。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也出現了資金充裕、意義重大的自主技術和創新建設項目。即使是最近，說中國的“本土”創新似乎是矛盾的的說法也不能說不準確，因為中國確實對外國技術有著嚴重的依賴。然而，如今宣稱中國“不能創新”是一種傲慢甚至是危險的認識。除了天花亂墜的宣傳和恐懼之外，我們雖應對中國在科技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雄心持懷疑態度，但要認真對待。特別是，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16個科技“超級項目”，增加了基礎研究的資金投入。中國渴望并有潛力成為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在內諸領域的創新領導者。

人工智能

盡管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引領世界”的雄心看似宏偉，但中國確實可能成為一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從專利、出版物和投資等所有可用指標來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創新中心。早在2013年，中國的人工智能出版物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被引用論文最多的國家。截至2017年，全球發表的人工智能學術研究中，中國占27.7%。中國企業在包括深度學習在內的人工智能專利申請方面似乎也在趕超美國。除了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助，中國還在吸引越來越大比例的全球人工智能投資，在2017年達到270億美元，占過去五年全球投資總額的60%。2017年，中國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獲得了全球近50%的初創企業融資，超過了美國。

中國政府將人工智能的發展放到最高級別，并將大力支持人工智能的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計劃》將這一戰略技術看作“國際競爭的新焦點”，并宣布中國有意在2030年成為全球“超級人工智能創新中心”。《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三年行動計劃(2018 – 2020)》 呼吁中國在2020年之前在所有的人工智能產品領域“建立國際競爭優勢”。中國的中央政府和許多地方政府正在為人工智能應用和下一代技術的研發和商業化提供越來越多的資金。例如，僅天津市就為人工智能創建了160億美元的新基金。與此同時，中國的政策試圖通過開發標準和監管框架、支持數據、測試和云平臺的可用性，為創新建立一個堅實的基礎。

中國的領先企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和科大訊飛——是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軍企業，它們也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時也為國家的人工智能發展重點做出了貢獻。例如,百度領導了中國深度學習技術及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 科大訊飛作為“中國Siri”的締造者領導了認知智能國家重點實驗室。與此同時，這些公司正在大力投資研發，同時在中國和全球范圍內進行投資和收購。例如，百度2017年的研發預算約為20億美元，此外，阿里巴巴還計劃通過達摩院(discovery, adventure, momentum, outlook)向一些顛覆性技術領域(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投資150億美元。

這些領先企業還將在人工智能領域開發新的開放創新平臺:百度將負責自動駕駛汽車，阿里云將負責智能城市，騰訊將負責醫療成像，科大訊飛將負責智能語音技術。該平臺將在雄安新區試點，這是位于北京西南的一個開發項目，旨在展示中國的創新，并展示人工智能技術和應用。此外,為了推進中國的國家戰略“軍民融合”, 百度與中國國有國防企業集團電子技術集團合作,通過智能指揮控制技術聯合實驗室，實現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在軍事指揮和信息系統中的應用。除了這些領先企業外，一個多元化、廣泛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生態系統正在涌現。截至2018年5月，中國預計有4040家人工智能企業，其中僅在北京就有1070家。

量子技術

中國渴望在量子科學領域發揮領導作用，并率先開發一系列量子技術，證明這些技術具有革命性。中國科學家已經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量子衛星，打破了量子計算的世界紀錄，甚至宣稱在量子雷達的發展上取得了迅速的進展。中國政府啟動了一項量子通信和計算的國家大型項目，在2030年之前優先促進這些技術的發展。基于對基礎研究和發展的穩定支持，中國的量子創新生態系統是動態的，并實現了學術、工業和軍事方面的整合。中國正在建設一個量子信息科學國家實驗室,已收到70億元人民幣(合10.6億美元)的啟動資金。這個新的國家實驗室將在包括計算在內的量子技術方面取得進展，據稱將致力于研究可以馬上軍用的技術。與此同時，阿里巴巴與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合作建立了新的量子計算實驗室，百度也于近期建立了量子計算研究所。盡管中國還沒有成為量子計算的領軍者，但中國的研究人員可能會在長達數十年的馬拉松學術活動中趕上并超越他們的競爭對手，開發出一款功能齊全的量子計算機。與此同時，中國國防工業正積極參與量子雷達、成像和導航技術的開發，這些技術可能具有更直接的軍事應用。

 

中國的技術轉讓策略

盡管中國在創新方面取得了令人如此矚目的進展，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仍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包括缺乏人才和核心技術。這些障礙促使許多中國企業“走出去”并且他們努力促進“引進來”，使科技和人才回到中國。盡管中國正在尋求擺脫對技術轉讓的依賴而進行真正原創的創新，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國家推動的、利用外國（在美國和全世界范圍內）創新生態系統的嘗試可能仍將相當普遍。這些努力構成了復雜和不透明的局面，但我并沒有打算全面講述這些活動。例如，很明顯，盡管2015年習近平和奧巴馬簽署了相關協議，但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包括為竊取知識產權而進行的網絡間諜活動，仍在繼續，例如中國國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黑客最近向一家美國海軍承包商發動了攻擊。除了這些不正當的策略，我還試圖強調一系列相關的技術轉讓案例，這些案例將值得今后進一步考慮。我的講話將集中在中國的投資、孵化器和專注于戰略技術的收購、美國學術界和大學的定位和開發，以及可疑的研究和商業合作。

投資、孵化器和收購：

中國的投資、科技孵化器和有針對性的收購，都可以獲得美國的技術，這些技術傳遞出一定程度的風險，但也可能為美國企業提供寶貴的機會。在許多方面，美中兩國在創新方面的廣泛接觸和合作，往往以開放的思想、人才和技術交流為特點，在豐富和加速兩國創新方面是互利互惠的。然而，如果中國政府試圖以不透明或模糊的參與來指導和利用這些努力，就有必要重新評估這些“糾纏”的風險和好處。

例如，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在戰略技術上的投資大幅增加，反映了國家重視和商業熱情的融合，在實踐中很難區分它們。2012年至2017年年中，中國投資者在美國進行了190億美元的科技投資, CB Insights的數據顯示，該公司在美國進行了641筆交易，重點是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和增強現實或虛擬現實技術。并非所有的中國投資都有風險或存在問題——尤其是在有保護措施限制獲取知識產權的情況下——而這些資金的流入也可能有利于美國初創企業，否則它們可能難以獲得足夠的資金。然而，投資能夠帶來的洞察力，包括當投資者在公司中擔任董事會職務時，可以提高態勢感知能力，從而為未來的目標和收購敏感技術提供信息。

考慮到這些活動的范圍、規模和多樣性，中國投資的這些趨勢和動態將值得更廣泛的分析和考慮。盡管中國的大多數風險投資都是私人的，而且主要是出于財務上的考慮，但某些投資可以通過一些不透明的方式與黨和國家的一些優先事項聯系起來。隨著對中國在硅谷投資的審查力度加大，根據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擬議更新，某些投資者和風險投資基金將尋求進一步模糊其資金來源及其與中國或中國政府的關系，從而使風險評估更加具有挑戰性。某些基金直接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或中國國防科技生態系統的引導和支持，因此，它們與美國初創企業的合作，可能會將它們的技術和人才吸引回來。雖然對有關投資者的全面審查將超出這一證詞的范圍，但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些活動的重點和性質。

1、中國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尋求在美國尋求更大的準入和投資，其中包括在硅谷(Silicon Valley)投資聯合技術公司(Unity Technologies)，這是一個虛擬/增強現實的平臺。

2、丹華資本(丹華基金,DHVC)2013年成立于硅谷，由北京市屬國企中關村發展集團建立。

3、截至2017年秋天，丹華資本總計管理6億美元的投資，截至2018年7月，該公司總共進行了137筆投資，投資重點是新興和顛覆性技術，其中包括增強現實領域的領先公司Meta。

4、丹華資本在完成投資后，已在一些初創企業董事會占有席位，或扮演顧問角色。

5、丹華資本聯合創始人表示，該基金致力于“縮小中美技術發展的差距”。

6、由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并支持的和大創投(HEDA Ventures)，已投資包括在Paragon Genomics等生物技術領域。基金開始時總共收到了1.5億美元的資金，其目標包括鼓勵“海外人才”落戶杭州，支持國內產業升級轉型。

7、與中國軍方和政府關系密切的中國領先網絡安全公司奇虎360 (Qihoo 360)已在硅谷設立了一個風險投資基金，以支持它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初創企業。

此外，奇虎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周鴻祎也是11.2 Capital的顧問。11.2是一家早期的風險投資基金，投資于AI、AR/VR、機器人技術和生物技術等“突破性”技術，覆蓋了包括銀杏Bioworks在內的一系列公司。

為了吸引人才，包括百度、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華為(Huawei)和科大訊飛在內的多家中國領先科技公司已經或計劃在美國建立一個或多個研發中心，就像許多美國公司，包括谷歌在中國建立了類似的中心一樣。

對美國和中國的公司來說，獲得人才的機會有利于他們的創新和競爭力。然而，當與中國軍事或國防工業有明確或直接聯系的企業尋求在美國或全球建立研發業務時，這種存在可能會引發更大的擔憂。例如,中電科軟件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的子公司,一家國有國防企業集團），據稱于2014年建立了一個在硅谷的創新中心,旨在利用生態系統的大數據和其他先進的信息技術。

除了投資，中國在美國創新生態系統中的存在還包括孵化器和加速器，其中至少有11個在硅谷，這些孵化器和加速器可能比投資本身更能直接接觸到人才和技術。出于這個原因，這些機構的風險和影響值得進一步審視。這些機構可能還會通過為美國初創企業提供支持和進入中國龐大市場的渠道，為它們帶來好處。由于他們的建立通常是出于對美國人才、研究和技術的好處的考慮，這些活動應該在中國對技術轉移的更廣闊的背景下進行觀察，但法律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問題，但為了推動本土創新也是不得已為之。

中關村硅谷創新中心成立于2016年5月。由中關村資本孵化。

投資于硅谷的主要基金，如Danhua(見上圖)，Plug&Play，還有KiloAngel，同時也利用孵化器來支持早期的美國初創企業，包括提供辦公空間、融資和業務發展。

該公司網站稱，為了孵化和“加速”初創企業，它還幫助這些初創企業與中國大型企業開展機會合作、并購等活動，并安排他們赴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和路演。

杭州硅谷孵化器(杭州硅谷孵化器),于2014年在杭州政府的支持下成立,據報道,2017年秋季,吸引了47個海外高新技術企業到杭州。

它孵化的項目包括大數據、云計算和生物技術等公司，其目標是為技術和人才搭建一座“橋梁”，讓他們重返杭州。

2014年10月成立的孵化器Lab360由奇虎360支持，專注于智能硬件的開發，為創業公司提供種子投資和合作。

這些活動早已跨越硅谷，擴展到了美國其他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中，包括波士頓的生物技術部門。該部門吸引了多家中國生物技術和制藥公司進行研發并建立孵化器，獲取當地人才和頂尖大學資源。在波士頓地區,一些有著中國和馬薩諸塞州政府合作關系的孵化器可能為競爭力的提高作出積極貢獻, 但也應當認識到，中國在“引進”創新資源方面的戰略做法，與中國國內的創新生態系統有關，其中多數渴望成為“中國的硅谷”或生物技術領域的領軍者，與波士頓并駕齊驅。

中美波士頓創新中心，成立于2015年2月，在中國科技部的支持下成立，位于波士頓劍橋創新中心的麻省理工學院。其目標是成為包括并購業務在內的中美合作平臺。

它的重點是幫助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為獲取政府資源提供便利，致力于尋求頂尖人才和有前景的技術。

在有中國政府官員出席的背景下，中美波士頓創新中心及米天創投宣布建立戰略伙伴關系,設立兩項基金孵化“海外優秀創業團隊”。

2016年2月，在馬薩諸塞州政府的支持、上海市市政府的指導，上海張江波士頓企業園在馬薩諸塞州馬爾伯勒建立了以生物醫學技術、人工智能、半導體集成電路等為重點的創新中心。

當時,中國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主任強調這是一個重要的 “破冰船”，中美合作建設高技術園區的首例，幫助上海成為全球技術轉移中心。

2018年4月，中關村成立了中關村波士頓創新中心，當時有北京市政府官員出席，其成立具有“構建中關村海外協同創新資源生態系統”的重要意義。

考慮到來自中國的風險投資和孵化器與中國政府的優先事項及推動中國自主創新的舉措有著明確聯系，其潛在好處和負面影響都應該得到進一步的考慮。即使沒有證據表明技術轉讓以非法或令人擔憂的方式進行，對先進技術的獲取和了解仍然對未來目標搜尋和收購有利。隨著中國投資受到更嚴格的審查，技術轉讓策略的重點可能會進一步轉向這些替代技術，通過加速器和創新中心獲得技術和人才資源。政府始終如一的進行指導，是對這些活動提出問題，并將其與純粹商業活動區分開來的關鍵因素。

從最直接的技術轉讓類型來看，一些有針對性的收購案例說明，那些可能與中國政府有聯系，或似乎在中國政府重點領域采取行動的買家，是如何將目標對準美國和全球企業及其技術的。當在美國的收購嘗試受阻時，這種目標可能會轉向美國以外尋找類似的公司和技術，這種尋找通常發生在審查和審查機制不那么嚴格的國家。這一動態凸顯了全球應對這些挑戰的重要性，美國必須與盟友及全球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

中國試圖在半導體行業進行幾次收購，但都失敗了,此后一家生產高端芯片的公司Atop Tech， 在破產程序中被Avatar Integrated Systems公司收購。Avatar公司的信息十分有限,我們只知道董事會主席是一位著名的中國鋼鐵巨頭。這項收購沒有受到任何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

Complete Genomics于2013年3月被華大基因收購，該公司與中國政府有聯系，并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以加強其創建下一代測序儀的努力。

中國的目標是成為工業機器人領域的領軍者——中國制造2025的一個重點項目——中國已經在美國和全球范圍內收購了多家機器人公司，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Paslin是美國的工業機器人集成商，于2016年4月被浙江萬豐科技收購；

美的集團于2017年1月收購了位于德國的Kuka, 于2017年2月收購了以色列運動控制和自動化公司Servotronix；

HTI Cybernetics是一家位于密歇根州的工業機器人集成商，于2017年10月被重慶南商投資集團收購。

針對和利用大學：

美國和國際大學一直是中國網絡攻擊的主要目標，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間諜活動。在過去的幾年里，已經有很多針對從事敏感或軍事研究的大學的入侵，包括賓州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

中國黑客繼續瞄準大學，因為它們往往容易成為攻擊目標, 因為大學對網絡安全的關注有限，同時它們有大量IP和數據。

在某些情況下，學生和研究人員利用學術研究環境的方式可能違反美國法律或學術規范。

劉若鵬,杜克大學的博士生,他涉嫌挪用一項敏感的超材料研究結果（該項研究是由美國軍方資助的）， 然后回到中國成立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光啟集團,該公司在先進技術開發方面對中國軍方給予支持。更典型的情況是，在美國頂尖大學有工作經驗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往往是中國國家人才計劃和中國企業招聘的目標。

盡管大學環境的開放性是美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潛在風險凸顯了進一步與學術界接觸的重要性，以提高人們的認識，并加強適當的保護和預防措施。

雖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歡迎中國學生到美國（并鼓勵他們留下來提高美國的創新能力），但很明顯，往好里說，美國的教育制度被利用了，往壞里說,甚至對中國軍事現代化作出了貢獻。這些事件并不是對中國學生和科學家進行直接懷疑或關上大門的理由，但對這些事件逐個做出反應，在有明顯違法行為的情況下，聚焦于預防和執法，這是最好的出路。然而，當中國軍校或其他中國國防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大學的學生在美國學習和進行研究時，我們更有理由進行更強的篩選，以限制那些與中國軍事研究有直接聯系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國防科技大學在向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輸送博士生和本科生方面，一直相當活躍。

截至2017年秋季，至少有兩名國防科技大學的博士生在美國大學學習，其中一名研究的重點是大數據。

在國防科技大學的量子信息學科交叉中心，一位著名的研究人員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后項目后回歸中國，他將“全身心投入軍隊”。

國防科技大學的一名研究員最近是美國國家實驗室的訪問科學家，他的研究重點是光學和計量學。

依照中國在2008年推出的“千人計劃”, 由于受到大量物質激勵,據估計超過7000名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回到中國。同樣，2018年1月“千人青年人才計劃”的重點是招募年輕的科學家。雖然通過這些計劃或其他方式有針對性地招聘人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通過舉例說明，某些例子提出了在敏感和戰略性技術領域進行技術轉讓的可能性。特別是一些美國科學家被招募到中國的大學任職，并作為中國實驗室的聯合研究人員參與其中，而這些研究與軍民兩用兩用技術（商業用途和軍事應用）的發展有關。

來自美國知名大學的量子物理和材料領域的著名專家，通過千人計劃招募成為清華大學實驗室的教授和聯合研究員，后來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技合作獎。

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的教授曾獲得美國軍事資助，用于研究仿生機器人。后來，他成為深圳市政府支持的一個關鍵實驗室的聯合調查員，并基于該研究共同創立了一家公司。

中國對美國大學研究的資助也引發了有關潛在外部性的問題，今后應該受到進一步的審查。例如，華為積極資助全球研究，并通過華為創新研究項目尋求學術合作。在美國，華為每年投資約1000萬美元用于研究，包括5G開發、與至少50所大學合作，其中包括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學院(MIT)。2017年，華為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為人工智能研究投入了100萬美元。盡管正值美國政府對基礎研究支出下降，許多大學歡迎這樣的資金來源, 但我們需要更大的透明度，特別是這些資助可能導致獲取敏感數據和研究成果，我們也需要了解這些研究合作中產生的知識產權的最終使用者是誰。

一些美國大學與中國企業建立了聯合實驗室或伙伴關系，而這些企業與軍事研究或支持政府優先目標有明確的聯系。

清華密歇根聯合量子信息中心(JCQI)試圖利用清華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各自優勢在量子信息領域建立一個“一流的平臺和人才培養中心”同時促進中國在量子信息領域的世界領先水平。

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清華還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合作，參與了國防應用量子技術的開發。

2017年6月，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能實驗室(CSAIL)宣布與中國的科大訊飛展開新的五年合作。研究人員將在諸多項目上展開合作，包括計算機視覺、語音到文本系統以及人機交互。

科大訊飛的技術已被中國公安部利用，以實現語音生物特征采集，提供威脅隱私的能力，并可能被濫用。該公司尚未對人權監察機構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

2017年9月，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與LAB Venture簽署協議，在成都高新區設立卡內基梅隆大學成都學院(CICMU)。成都高新區是眾多專注于軍民融合的園區之一，將成為“全球技術轉移平臺”。

CMU將為該研究所提供資金、管理、專業知識和人力資源管理，將重點關注人工智能和智能基礎設施。

雖然美國大學通常可以從全球存在和伙伴關系中獲得明顯的好處，但這種接觸應該始終在對潛在外部風險有適當認知的情況下進行。

研究合作和商業伙伴關系：

在中國建立合資企業和合作關系的美國公司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面臨技術風險，或者可能會與在其他情況下與軍方有聯系的同行遇到問題。

2015年6月,英偉達與曙光（中國863計劃成立的一家企業）、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專注于深度學習，涉及建立聯合實驗室和發布深度學習項目。

雖然目前的伙伴關系主要集中在深入學習的商業應用，如生物醫學數據，但值得注意的是，曙光參與了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的開發，包括指揮和控制，支持軍民融合。

2017年12月宣布的谷歌中國人工智能中心已經開始與幾所中國大學建立聯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清華大學新的人工智能研究所計劃與谷歌進行合作，此時該大學還深入致力于人工智能領域的軍民融合戰略，包括建立軍事情報高端實驗室，進行由中央軍委資助的研究。

這樣的伙伴關系和研究活動需要精心構建，以降低技術轉讓或意想不到的溢出效應的風險。

美國從創新生態系統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中獲益匪淺，但關鍵是要平衡這種開放，認識到當今社會參與水平和與中國的“糾纏”所固有的風險和利益。因此，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政策反應應該是非常微妙和有針對性的，以減輕對我們自身競爭力的間接損害的風險。同樣重要的是，考慮到這些問題的全球性，美國必須與盟友和合作伙伴進行接觸和協調，采取適當對策，包括對收購、投資和某些合作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展望未來，美國不僅必須捍衛自己的研究和技術，而且還必須采取攻勢，不要害怕與中國競爭，而是要擁抱中國。也就是說，美國必須認識到并加強自己在創新方面的持久優勢，需要通過實施能夠使自己的創新生態系統恢復活力的政策。

這些措施包括在各級集中開展STEM教育，在基礎研究方面進行穩健和持續的投資，以及開放接受所有包括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和企業家。

在當今爭奪技術主導地位的戰略競爭中，美國只有迎頭趕上才能取勝。政策制定者應該考慮一系列能夠減輕風險的政策應對措施，同時也應集中精力預防和懲罰非法活動。這些措施可能包括但不應限于下列建議：

 

有針對性的對策

探討國家出口管制、國防貿易管制和投資審查機制的更新和修訂，同時考慮軍民兩用技術的獨特挑戰。

分享經驗教訓，并與盟國和合作伙伴協調，以考慮全球范圍和規模。

與公司和大學進行聯系，以突出合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中潛在的風險或意外溢出效應。

根據過去的事件制定并提出一系列案例研究。

考慮重新建立已被解散的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高等教育咨詢委員會。

加強并執行針對從事敏感學術研究的承包商和實驗室的網絡安全標準和要求。

審查涉及外國軍隊，政府或國有/支持企業的支持和資金的戰略技術的近期和現有研究和商業伙伴關系，評估每種情況下的雙重用途風險和潛在外部性。

考慮引入或酌情調整政策或指導方針，限制已經收到美國軍方或政府的資助同時也接受外國軍方、國有企業的資助。

加強反間諜能力，特別是通過增強語言和技術專長，專注于預防和執法。

對計劃研究或正在研究敏感或戰略技術的外國人員進行簽證篩選，以檢查學生或研究人員是否與外國軍隊、政府或情報機構進行直接和明確的聯系為目標進行審查。

在評估證據標準的過程中加入一個獨立的審查機制，以降低此類簽證決定中存在偏見的風險。

確定與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或中國共產黨有關的從事人才招聘的組織，并在適當的情況下要求其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確保美國的競爭力

增加并承諾為基礎研究和戰略技術的長期發展提供持續資金。

優先提高STEM教育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包括創建新的獎學金來支持那些學習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學的學生，以及其他優先學科。

保持對移民的開放態度，歡迎即將畢業的學生和有才華的研究人員，同時可能提供快速入籍選擇。

探索聯盟在創新方面的協調和合作，包括在新技術及其應用的研究、開發和試驗方面的更深層次合作。

第三位發言人：James M. Phillips

職務：NanoMech 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

Nunes主席和委員會的成員們，我是Jim Phillips。感謝你們邀請我今天來到這里。我很榮幸有機會就深層科學制造的重要性、國際網絡戰爭（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持續威脅發表見解……適當的移民政策至關重要，這關系到能否把未來的愛因斯坦和韋納·馮·布勞恩留在美國，關系到能否迅速恢復美國的競爭力，以重振我們最寶貴的經濟引擎——創新。

我曾有機會參與數字革命，見證多次令人振奮的發展，它們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領導團隊創建并啟動了即時通訊、電纜調制解調器，促成了通用寬帶和沉浸式成像的實現，其中沉浸式成像技術使得虛擬參觀與增強現實（AR）成為可能。除此之外，eBay成像系統、VeinViewer醫療設備、聯邦快遞技術學院、M2M（machine to machine）無線通訊等諸多產品均已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運用。

我曾有幸在幾個董事會任職，包括孟菲斯大學的Herff工程學院、德州農工大學工程學院(TEES)、美國競爭力委員會下屬的執行委員會（這段經歷對我的報告尤其有幫助）、總統直屬材料科學基因組、美國技術領導委員會和美國制造業倡議組織……等等。

我現在擔任NanoMech 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這是一家業內領先的納米制造與科研公司，擁有數百種先進的材料產品，供應給世界上諸多如雷貫耳的大型客戶，特別是石油、天然氣、軍事、公路運輸、汽車、航空航天、海洋和零售領域。

NanoMech是一家基于納米工程技術的高新材料科學制造公司,總部設在阿肯色州西北部，同一條街上還有沃爾瑪、JB Hunt和泰森總部。他們曾在發明領域、商業產品方面贏得多項國際獎項，在機械、先進制造業、潤滑、能源、航天航空、生物醫用植入涂層，以及包括新一代美國陸軍作戰服在內的戰略軍用設備等方面取得過突破性的創新。我們將繼續大幅擴展制造業務和革命性發明，將其納入3000多項專利和索賠壁壘，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增長。世界靠機器運轉，而越來越多的機器和行業則依靠納米技術，制造業中所有未能解決的問題都是納米級的，因此所有解決方案也應是納米級的。

美國正在與其他主要國家展開一場月球學術活動，試圖通過勢必引導下次工業革命的納米工程研發和商業化，在材料、數字和生物科學平臺上取得領先地位。盡管這些競爭對手在信息技術革命中，一定程度上輸給了美國，然而，他們卻將大量公共和私人資本投入到了納米工程——這一輪更為重要的學術活動當中。而納米工程正是大數據/AI、電子、無人駕駛汽車、機器人和重大武器等領域的基礎。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日趨稀少的能源領域所占據的壟斷地位，美國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巨大風險:原材料和稀土金屬的缺乏，而這些資源正是生產我們生活必需品的核心。納米工程是我們最大的希望，它提供了一種用更少材料做更多事情的方式，以令人驚嘆的、可持續的方式確保了美國在商業、技術、農業、醫藥和國防領域的領導地位。

 

如今的制造業

借此機會，我將從一位企業家、創新者和制造商的立場來表達一下我的觀點。美國的制造業大多集中在高附加值活動上，這些活動需要高技能的工人、創新型人才獨有的才能或復雜精細的基礎設施。而國內其它制造商所在的部門則因為運輸或其它因素需要接近終端用戶。還有一些生產商與大型企業有著獨特的質量保障關系，或為美國國防基地提供支持。

許多制造業工作崗位依然空缺，不過是因為沒有具備合適技能的人才。這意味著有60多萬知識性崗位正在虛位以待。

制造業與服務業不僅是獨立的，而且分布在全球各地。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制造”的意思不過是：設計、開發、制造以及相關交易均由美國工人在美國工廠里進行。而如今，許多商品已經不再是在一個國家境內進行生產和銷售了。

相反，一件產品從概念到消費所需的活動通常在不同的國家進行。

麻省理工學院工業生產力委員會（MIT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總結說：“一個國家要想生活得好，就必須生產得好。”

一些制造商認為，全球競爭使其變得更加強大、更家高效、更具競爭力。然而，效率與產量的提高，并沒有轉化為更廣泛的國家經濟收益。“在這里發明，在那里制造”的模式，在促進美國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方面并未起到作用。正如《美國制造》（Making in America）一書的作者蘇珊·伯杰（Susan Berger）所言，過去十年“美國生產生態系統已被掏空”，我們必須重建它，以補給我們的創新引擎。

此外，美國許多州和地區在吸引制造工廠方面做得還太少，他們墨守聯邦法規，工廠的選址和建設必須需要經過復雜而漫長的流程。在美國，對制造工廠的許可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而在某些國家，只需幾周甚至更短。與此同時，由于高新技術產業部門在海外的業績比本土更好，因此，高端技術產品的貿易逆差也正在持續擴大。

同時，制造業也深受其公共形象的影響。許多美國人還在考慮產品的制造術語——有多少工廠用來進行材料和新產品的轉化，基本上，生產中的“彎曲金屬”很容易傳播到其他領域。然而，如今的制造業卻被納入了一個更為復雜、具有更高附加值的高度整合的全球科學網絡。

然而糟糕的是,大約在30年前，美國的高中教育體系卻背離了我們最重要的車間與家政學。這摧毀了我們的制造業勞動力，在此之前大多數男性和女性都需要參加這些課程，它們旨在引導和刺激學生們的興趣與熱情，幫助他們發現自己在科學、工程貿易和商業領導方面的才能。

但美國卻在關鍵時刻放棄了這種基于學校課程的STEM教育。隨著制造業創新平臺的日益增多，德國、俄羅斯、中國和韓國等競爭對手也開始逐步開設科學、化學和機械工程研究等課程，大力培養技術工種。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發現自己必須在高中和初級大學重啟STEM課程。現在為時不晚!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全力以赴保護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政府和國會應當維持并擴大先進制造業渠道網，建立新一代高級計算機生態系統，探索支持技術商業化與產業化的新途徑。

美國領導人還必須確保關鍵的基礎設施不受網絡攻擊，在未來對具有問責制的深層次科學研究方面進行投資，與諸如中國等其他國家進行對抗。

NanoMech來自阿肯色大學，是一個技術轉化和完全商業化的成功案例。NanoMech向其所在大學支付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特許權使用費，現已封頂，但我們還為學校提供了極具價值的 “影子股票”，這樣該學校就可以參與分享獨立公司的成果。

來看一下Nanomech的產品平臺，我們正在開發先進的技術使工業流程變得更為高效，這一技術基于納米級和微級材料，是對功能性及多功能性材料的合成和結構化。這種技術可為多個行業節省數十億美元，同時也可以顯著提高性能、效率和可持續性。我們開啟了一代新型材料，改善了性能，大幅促進了原子級精密制造業的發展。其中包括：

潤滑油添加劑:

我們開發了先進的納米潤滑油添加劑(nGlide、AtomOil、AtomLube)，使機器的摩擦大大減少，幾近于零，創造了卓越的性能，不僅大幅節約了能源，還促使了新型機器的誕生。這一發明支持多種工種，包括高級操作重型機械、HD卡車、高級機械加工、安全而高效的水力壓裂法、天然氣、石油、汽車運輸、風力渦輪機、航空航天、軍用車輛、宇宙飛船、海洋運輸等。我們的納米潤滑油甚至在過去的四場印地500系列賽中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加工和先進涂料:

Nanomech開發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切削工具涂層(TuffTek)，這種涂層可以使刀具的切割時間延長1000%，并且可以通過納米鋸齒邊緣獲得更好的拋光效果，從而制造出更加優秀的新型機器。這不僅僅是對硬化鋼和鈦等超強輕合金的替代，還使得生產率得到量級化的提高，從而制造出了更為先進的噴氣發動機和火箭等。通過這一創新,公司還開發了納米粒子超快涂層的解決方案，并將其應用于諸如耐磨表面、消除腐蝕，抵抗最惡劣的化學物質等多個方面。此外，公司還發明出了多種先進涂料，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亦能使用，同時干燥速度快，在光澤性、耐久性、安全性、抗磨損、抗微生物、耐紫外線等方面也都具有最佳表現。最重要的是，NanoMech公司還開發出了新一代涂層(GuardX)，用來防止各種形式的腐蝕，無論是海底腐蝕還是表面腐蝕，或在多么最惡劣的現場生產環境下，即便HD卡車(現在在美國商業領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已經開始生銹，這種涂料亦可以防止其繼續生銹下去。要知道，每年，美國光折舊成本就超過GDP的3% !

高級紡織品：

Nanomech公司開發出了用于紡織物、聚合物和木質聚合物復合材料的先進添加劑(nGUARD)，為這些產品提供可持續性和安全保障。例如，NanoMech目前正在供應一種納米多功能織物整理劑，安全、耐用、輕便，具有抗微生物、抗真菌、防霉、防蚊、防火、抗菌、防水和防異味的功效，已用于下一代美國陸軍戰斗服和其他軍事應用。新一代的纖維處理技術也將為消費者帶來更好、更安全的紡織品，包括戶外運動和運動裝備等。

 

贏在政策

從研究資金到稅收再到市場準入，國內外一系列政府政策對創新和生產過程都有著重要影響。目前，美國的政策與包括規模生產在內的整個創新周期觀點并不一致。

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計劃、戰略和商業模式已經不足以在未來的數字和納米時代為美國保駕護航。政府、企業、勞工和學術領袖必須重新思考和改造國家的商業環境，抓住機遇，補足幾點短板。全球化帶來的均衡效應正在削弱新興經濟體的成本優勢，這可能會為發展美國制造業敞開大門。

美國面臨著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企業的激烈競爭，他們把大規模的政府資本和資源注入到一個或幾個國有企業，將其作為一種巨大的壟斷集團來運作，從不將良好的工作條件、醫療、監管包括環境法規等方面計入正常成本。這與典型的美國制造商完全不同，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與其它企業相對抗 ……我們的企業發現自己在建立制造業公司時，從草案，吸引開發、維護知識產權等前期投資，處理大量監管、研發和工廠設計，到代碼、法律費用以及引進促增長投資來驅動業務，乃至組建一個優秀的管理團隊等各個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劣勢。

 

全球經濟結構性變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趨向自由和開放市場的全球性遷移正推動著經濟發展和新興經濟體的出現。幾個國家在制造業領域迅速發展成為了我們的強大競爭對手，比如，中國的制造業的產量正在逼近美國。隨著經濟發展的普遍化，一個新的消費階層正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起來。今天大約有20億人屬于消費階層，到2030年，這一數字會達到50億，其中95%的增長將發生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這使工業產品擁有了巨大的新需求。

美國還必須與外國政府咄咄逼人的重商主義政策展開競爭。許多國家已經出臺了眾多優于美國的政策和財政措施，他們在保護國內商業利益的同時，還積極吸引投資、制造商、知識產權和人才。數字革命和技術變革的步伐也深刻地影響著商業和生產的組織方式，使全球經濟在諸多方面幾乎跨越了國界。在早些年代，自然資源的位置往往決定了制造業將在哪里發生，而如今，知識、技術、創造力和資本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它們具有高度的流動性。上述這些趨勢，即新興的制造業國家、不斷增長的消費階層、新重商主義的政策以及由納米和人工智能驅動的數字物聯網和其他技術的革命，創造了一種超級競爭狀態的制造業環境。毫無疑問，企業們應對這些變化的能力越來越成熟，一旦有可能，他們就會利用這些變化在市場上占據優勢。

 

全球企業更加成熟，重新計算生產總成本

成功的跨國公司必須盡己所能地盡快應對全球市場的變化。在外包的早期階段，低效率的制造業往往從高成本經濟體轉移到低勞動成本的經濟體，以求達到回報最大化，并確保產品具有價格競爭力。

新稅法的發布和稅收的減少對美國制造業是有利的，在本屆政府的領導下，美國的制造業開始變得更加積極。許多公司正在重新計算他們的生產總成本，以便將這些變化條件與因素考慮在內。此外，美國和主要競爭對手之間的工資差距也正在逐步縮小。諸多因素影響著企業把資金投入到包括勞動力成本、供應網、金融、稅收、法律和監管體系、技能與資源渠道、入市速度、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準入等新的制造能力中去。

那些可能促使人們回歸或離開美國制造業的因素因企業和行業的不同而不同。這些企業可能依賴知識產權生存，在其他地方受盜版所害后，被美國提供的強有力保護措施所吸引；也有一些其他企業可能發現亞洲遙遠的供應鏈成本增加，降低了為北美和歐洲客戶服務的靈活性；還有一些人則為尋求美國先進的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盡管在這一領域，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正在日益增強。

人才或許才是制造業和國家競爭力的關鍵驅動力。

美國需要高技能的工人，以提高生產力保持全球競爭力。然而，目前以及可預期的人力資源不足問題是全面存在的，特別是在深層次科學制造業領域。目前，我們不僅面臨著高技能工人空缺的挑戰，而且制造業工人的退休速度比更新換代的速度要快得多。越來越大的勞動力缺口代表了諸多領域從最基本的博士水平到最復雜的博士水平的廣泛需求。當前和未來迫切要求一種發展本土人才的代際方案。

崗位缺乏和崗位創造是勞動力問題的兩大難點：即將入職的新人和16-30歲的勞動力需要掌握技能應對日益復雜的工作；成熟的工人和55歲以上的工人占據著勞動力的絕大多數，而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長。從現在到2025年，成熟的工人將推動美國勞動力市場增長超過90%。我們需要繼續培養更多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學科的高學位人才，提高整體勞動力的STEM素養。美國商務部預計，未來幾年STEM行業將增長17%，其他行業的增幅僅為10%。基于這種趨勢，以及新型深層次科學職業的出現，隨新創新領域的持續蓬勃發展，STEM崗位也將繼續迅速攀升。

目前的簽證政策正在扭轉數十年來對外國優秀科學人才的開放態度。從美國機構獲得高等學位的外國人正在返回他們的原籍國，尋求在美國得不到的就業機會。他們擁有創造新一代產品和服務所需的技能和知識，這在壓縮美國競爭優勢的同時，也增加了原籍國的競爭優勢。他們接受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教育，通常還會得到諸如獎學金之類的資助。沒有人會質疑對外籍學生入學進行保障和評估的必要性，然而，我們需要一個透明而高效的系統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提供新的激勵，以此消除目前的障礙。美國必須抓緊時間吸引全球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并鼓勵他們按自己的意愿留在美國，通過公平而有效的審查為他們提供一條獲得優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途徑，使他們更快地成為美國公民。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美國將迅速失去其作為領先創新國家的競爭地位。此外，美國需要迅速加大投資，引進更多頂尖的STEM講師和教授，從那些希望繼續工作的退休從業者中吸取經驗，將他們的貿易、技能和科學知識傳授給下一代。

對大學中的STEM科目進行擴招，使更多美國出生的合格學生有機會進入我們的大學系統。這樣做，我們的國家將雙重收益，在為本土學生提供先進的STEM教育的同時，也可以爭取到希望被美國大學錄取并在這里自由施展自己技能的最好、最聰明的外國學生，他們將在世界上最棒的國家擁有最好的機會。這些頂尖人才將推動我國競爭力和GDP的提高與發展。

說到人才，我們不能忘記美國在人口方面的巨大劣勢，美國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人們常說，百萬人中就有一個是天才。我的朋友John Kao在他的書《中國——下一個創新國家》中寫道，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其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基地，他們擁有超過1000個這樣的天才，這還不包括印度等其它國家。在美國生存，需要巨大的犧牲與勇氣，為了在人才數量——這樣一個數字游戲中保持競爭力，我們必須繼續吸引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歡迎他們進入我們的大熔爐。當然，這需要有效和良好的審查程序。

這些措施將使得美國的技術和創新能力保持在世界最先進行列。美國必須充分利用其在計算機技術創新領域的優勢。研究人員和企業家在生物技術、生物仿生、納米技術、材料科學和計算等關鍵領域已經確立了我國的領先優勢。美國大學的研究實驗室是無與倫比的，他們擴展了生命、物理和社會科學知識的領域。盡管目前美國的預算狀況良好，但國會必須謹防以削減科研經費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發投資國，盡管投資金額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不及德國、韓國和日本，但依然是世界上研發投資占GDP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不要忘記，在1960年，美國占了全球研發的2/3以上。如今，全球三分之二的研發活動都在美國以外的地方進行。盡管對于世界的繁榮與創新而言，這是一個受歡迎的趨勢，但這一轉變對美國制造業和安全利益卻具有重大影響。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創造高附加值新產品和服務的全球領導者。這種領先無疑將會進一步縮小，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會繼續培養出足夠多忠誠的STEM人才，以及高利潤的“必需”品來維持和改善生活水平，并以杰出的GDP和創新來保衛我們的國家安全。

 

美國必須更好地利用它的創業企業

通過將創新、創業和風險資本結合在一起，過去幾十年里，美國在多項領域創造了眾多全球知名品牌。品牌是對中國的一個巨大優勢。美國品牌在中國最受歡迎，這充分說明了美國的品質和工藝。美國的創業企業是我們的關鍵優勢，因為在國家的經濟差距中，有1/3是由于企業水平的差異所造成的。盡管新創企業大幅減少，但高新企業和創業公司也在創造中等技能的工作崗位。

在其它方面，與競爭激烈的制造業環境一樣，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以及各州和各地區——正在努力壓縮美國的企業優勢。他們不斷推出稅收激勵、主權財富基金、技術移民激勵、區域創新集群和全球協作論壇等措施，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困境

美國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使企業家能夠承擔風險，將想法轉化為創新。這一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因為平均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國專利得以商業化。成千上萬的發明在大學、研究中心和私人公司的手中處于休眠狀態。而那些追求商業化的想法中，每1000個僅有7個獲得了啟動資金。

美國在全球競爭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在于其眾多大學和優秀的國家實驗室無法地將想法實現技術轉化，特別是在研發和由此產生的知識產權商業化方面。技術轉化部門的工作人員優秀、善良而且勤奮，但不幸的是，他們通常缺乏創業、運營、乃至促銷的經驗。

一所大學的足球項目預算可能在50-100萬美元范圍內，甚至可能每年支付給足球教練30萬美元(我們都喜歡足球)……但是，對于最有希望成為收入來源之一項目和未來創業基金……落地率低的技術轉化部門……的預算相對而言將會是微乎其微的。

盡管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和其他許多機構不斷地將數百萬資金投入到大學和研究實驗室進行研發，但校長和實驗室主管們幾乎都會在想，為什么他們一周生產不出一個佳得樂！仔細研究一下，我們會發現，如果沒有管理技術轉化部門必需的背景，靠著微薄的預算和IP支持，就無法將科學論文轉化為專利，并將這一想法投入發明、生產、創新，進而得到高級科學展覽項目的全方位執行，再進一步交給初創企業將吸引風險投資、雇傭工人，最終將其轉化為GDP和國家安全。

糟糕的是，這一優秀的研究成果通常會從科學博覽會轉到教授或研究人員手中，“要么被發表要么消亡”，然后再不幸地通過互聯網上免費到達中國人或俄羅斯人手里。正如它經常被引用的那樣，“我們沒有給予的東西，卻被國際盜版者通過網絡所竊取!”

 

中國的現實、目標、行動和我們的行動呼吁

正如蓋洛普(Gallup)首席執行官、《即將到來的工作大戰》(The Coming Jobs War)一書的作者Jim Clifton所說的那樣：“一個國家的GDP是最重要的領先指標。隨著它的增加或減少，就業、支出、稅基及其他的一切也會隨之增加或減少。除非出現奇跡，否則中國將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遠遠超過美國GDP；30年里有6萬億的復利，10%的復利將抵消同期2%的15萬億復利。屆時，中國將擁有領先于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無論自由與否，中國都將成為自由世界的新領袖。”“一旦越過GDP這條線，美國作為世界經濟領袖的統治就結束了，“擁有世界上最好工作的地方”和“自由世界的領袖”的稱號也將不復存在。因為美國將不再擁有與之不相稱的經濟優勢，而這種優勢賦予了美國現在的道德、經濟和領導權威。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就會輸。世界將改變，一切都將改變。中國可能主宰世界，但它不需要動用軍事手段。當它的GDP超過美國時，它就將以遠高于目前美國的水平主導世界經濟。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的新領袖。各國在和平、貿易、環境、邊界、法律和人權等問題上的所有決定都將服從中國。因為新的金科玉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適用：誰擁有黃金，誰說的算。而GDP領先的國家擁有黃金和好工作。” 邁克爾·皮爾斯伯里的書——《百年馬拉松》極好地揭示了中國的秘密戰略，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力量。中國擁有著龐大而活躍的網絡戰部隊,以及掩蓋其共產主義軍事獨裁真相的神奇能力，卻身披著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創業的精致外衣。

 

NanoMech所面臨的現實

這一點，作為一名企業家和美國科學深制造商——NanoMech的首席執行官，我認為，在我們在美國這樣一個偉大的資本主義體系中追求成長和繁榮時，不得不面對來自中國(和其他人)的真正威脅與行動。

不久前美國聯邦調查局來到NanoMech 總部，告訴我們說他們觀察到我們遭遇中國網絡部隊攻擊的猛烈程度在美國南部排名第二。我想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一種對我們優越的科學技術的恭維，在對方成功之前我們很快摧毀了他們的攻擊。在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簽署的《國家納米技術倡議》(National nanoscience Initiative)的指導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NanoMech的協助下開展工作，以保護和促進美國納米科學的利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請來了一名中國問題專家，協助應對我們正在經歷的這些嚴重的網絡黑客攻擊。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的IT公司盡快安裝了雙層防火墻，還采取了許多新的防范措施，并增加了許多的軟件和物理安全條款及壁壘。我們被告知，唯一能抵御中國和其他國家黑客攻擊的安全方法，就是帶著你最秘密的所有權財產遠離網絡，以日志薄進行記錄，運用高級密碼鎖加密。我們曾經在幾次事件中這樣做，來保護我們最秘密的發明與研究成果。

通過聯邦調查局的其他課程，我們了解到這與我們的ISO:9000認證工廠和遠程辦公室的網絡安全有關，我們不得不采取特別措施，并在網絡威脅增加和不斷變化的情況下，不斷更新預防措施保持安全狀態。此外，我們合作的業內頂尖知識產權律師事務所也建議我們在對IP投資組合進行全球化推廣時，不要在中國申請專利。那些頂級律師事務所告誡我們中國的專利制度非常腐敗。

 

結論

是美國發揮領導作用的時候了。一些人，甚至很多人可能會質疑美國是否有決心和資源來糾正自己的錯誤，更不用說引領全球制造業復蘇了。但我堅信，挑戰是可以解決的，美國及其領導人將會下定決心果斷采取行動。而這一行動應從糾正本報告所概述的宏觀挑戰開始——將債務減少到可持續的水平，減少稅收，并按照政府的建議修復基礎設施。然而，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美國還必須圍繞一種新的愿景達成一致，即在高附加值的新一代深層次科學制造領域建立創新型的、具有領導力的商業模式。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與我們的制造商之間的公私合作關系，以便與中國(China Inc.)的壟斷企業有效競爭。美國必須采取更為大膽的方式，將資本引入到成功的深層次科學制造行業中，與不遵守美國企業規則的中國國有壟斷制造商展開競爭。此外，還必須擴大我們的SBIR/STTR計劃，及時向正在展示創新成果的美國制造商提供更多資金，幫助他們推出足以改變游戲規則的技術和改變世界的產品，提升我國的GDP和國家安全。

或許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聯邦專項撥款計劃，或者一項修訂版的問責制，以便與中國及其源源不斷的投資資本展開競爭。這些資本所建立的初創企業模仿并竊取知識產權，擁有著眾多讓人不滿的不公平優勢。

據多數人預測，未來五年的發明將比人類歷史上的發明總和還要多。這是在芯片、軟件、存儲和互聯網等當代技術推動下所出現的大量高新技術加速增長的轉折點。這以巨大的超級創新周期要求美國立即采取行動，應對中國提出的諸多挑戰，否則就要自食其果。

200多年來，美國一直繁榮昌盛，因為它是每個被自由所吸引的人民的家園，他們對自己創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充滿信心。美國廣人所知的“敢做”精神不是一種陳詞濫調，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這種信仰在戰場上，在董事會、教室、實驗室……包括工廠里得到了鞏固與增強。這一精神使得美國有能力創造自己的未來。

我們必須盡快利用自己優秀的大學系統、國家實驗室和諸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龐大的機構。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獨特而優秀的創新生態系統，其組織方式將以一種令人矚目的聚焦方式促進技術走向商業化，這樣我們就可以快速捕捉最好的創意，轉化為專利，進而輕易地將其納入到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得我們國家最優秀的想法與發明不被埋沒。我們的市場的發展要跟得上創新的步伐，唯此，我們才能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更快、更好地為我們的公民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提高生活質量與安全。這就是美國的方式。謝謝！

James M. Phillips

第四位發言人：MICHAEL PILLSBURY

職務：華盛頓特區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戰略中心主任

感謝Nunes主席，Schiff副主席和委員會成員：

三年前，基于中國的文件、叛逃者和一些訪談我寫了一本書，警告人們中國正在取代我們，后來這本書成為了一本國際暢銷書：《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在這本書中，我對“中國即將崩潰”的共識進行了駁斥。

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國會兩黨的行動表明，近期中國迅速崛起所帶來的問題可能比我所意識到的更為嚴重。2016年，Ash Carter領導下的國防部開始采取了幾項積極行動，例如，2018年1月，發布了一項名為“中國技術轉移戰略：中國新興技術投資如何使一位戰略競爭者獲得美國創新王冠上的珍珠”的研究報告；2018年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發布另一項題為“有關中國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的政策與實踐調查”的大型研究報告。最近，6月19日，白宮又發布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書——“中國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及世界技術與知識產權”，海軍部長Richard Spencer講述了其與空軍部長的合作項目，并基于國家安全考慮，提出了一些建議。

這里涉及的顯然是兩黨都同意的國家安全問題。上個月有包括 Chuck Schumer和Chris Van Hollen在內的四位參議員對特朗普總統在中興通訊問題上的決議提出反對。

去年，我在參加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聽證時，參議員Ed Markey和Tim Kaine也都特別關注今天委員會想要解決的問題。

在針對中國采取新戰略的道路上，我們已經邁出了良好的開端，但我們可能還是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以及中國對于改變的抗拒。

接下來，我想為大家展示一段《百年馬拉松》的摘錄，借此說明中國取代我們的戰略是多么根深蒂固。到目前為止，中國對所有這些政府報告中所涉及的不當行為指控，都予以了否認。

摘錄：

作弊者獲勝：中國會打造出自己的產業龍頭

在貿易和經濟增長方面，美國已經開始對中國招架不住，原因很簡單：中國作弊。 它竊取技術并促進國家壟斷，以不公平的方式防止國有企業遭遇外企競爭。 幾十年來，它打破了現代國家跨國貿易和對待外國投資的規則。中國按自己的規則辦事，隨著這個國家權力的增長，越來越多的國家也將被迫遵守這些規則。

中國成功發展戰略的核心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取外國科學技術。中國建立了各種雇傭一萬到一萬五千名員工的造假工廠；國家產業政策目標鼓勵知識產權盜竊，甚至大量中國企業和政府部門也參與其中。中國的知識產權（IP）盜版現象極其嚴重，一家軟件公司在中國銷售一個程序，隨后竟收到了三千萬條的更新請求。中國處于知識產權盜竊的最前線，常常入侵外國企業，將其知識產權轉交給本地企業，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知識產權盜竊者，并由此在技術上取得領先。 這種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美國就會造成每年大約210萬個就業崗位、1070億美元的損失。

在未來，當中國的經濟規模更大、盟友更為廣泛時，將更加難以刺激創新人士投資知識產權，而知識產權的價值也會因普遍的盜竊行為而貶值。除了強制技術轉移外，中國還在加大國有企業的競爭力，這些國有企業控制著眾多經濟部門，在國防、發電、油氣、電信、煤炭、航空和航運等七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領域發揮著巨大作用。中國領導人可以通過大量外匯儲備向國有企業提供補貼，因此，日后這些企業瞄準國外市場將成為常事。 1985年至2005年，中國共花費3000億美元支持國內最大的公有企業。眾所周知，這些企業所擁有的廉價資本和投資對他們的國際競爭對手來說是不可企及的。他們積極增加對外投資、拓展市場、開發自然資源，并創造更為先進的技術，而中國則在市場準入方面制造著不對等性。

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DRC），它決定著國家戰略產業政策，批準重大投資和對國有企業的兼并收購。發改委擁有全面的權力，從威士忌瓶到汽油，對所有消費品實行價格管制，是中國經濟戰略的神經中樞。隨著中國更加深入地進入國際市場，他的競爭對手只知道一點：中國不會按照規則行事。

根據美國政府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國繼續設立多項非關稅壁壘，以保護其產業免受外國競爭。 這些障礙包括“國家貿易、過度的國內補貼和商品儲備、歧視性稅收、不必要的反傾銷稅、以及美國作物生物技術應用的緩慢批準”，所有這些都違反了WTO的規則。

不遵守規則就可以獲得回報。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擴大全球市場份額的一個顯著例子就是增加補貼，給四個主要行業——鋼鐵，汽車零部件，玻璃制造和紙張生產提供稅收減免、廉價土地和技術，這四個行業都沒有比較競爭優勢，包括勞動力。 根據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學，這種方式被認為是扭曲、低效的且昂貴的，然而結果卻恰恰相反，十年來，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紙張生產國；玻璃占全球產量的30％以上，出口超過國內生產；此外，2000年中國還從鋼鐵凈進口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和出口國，占全球市場份額的40％。

2001年以后，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零部件生產國和出口國之一。這些成果并非得益于廉價勞動力，勞動力成本還不到所有部件成本的10%，也不是貨幣蓄意貶值帶來的。當然，中國并沒有引起人們對這些巨大市場份額的關注，也沒有公開解釋。此外，中國還大規模生產假冒的非本土產品，未經許可擅自生產、分銷或使用相關產品及其設計或關鍵技術等。

2002年，據美國新聞公司(ABC)估計，外國公司因中國造假造成的損失每年可達200億美元，其他人則認為這個數字要高得多。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前部長級參贊托馬斯?波安，最近在全國制造商協會上的一次演講中斷言，中國10%到30%的GDP是建立在盜版和假冒產品上的。其他機構估計，對西方產品的盜版和假冒現在占中國零售總額的15%到20%，在一些當地市場，這一比例甚至接近90%。

美國國家反間諜辦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最近發布的一份美國政府報告稱，中國是“世界上最活躍、最持久的經濟間諜行為制造者”。中國通過傳統方式或利用網絡收集敏感的經濟信息(包括商業機密、專利流程、商業計劃、前沿技術和出口控制的商品)，以支持國內產業發展。

40年前，中國領導人認為，要趕上美國和其他高度發達國家，就需要加入世貿組織，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獲得貸款。

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國為滿足加入世貿組織的條件而提出的承諾被美國政府中的許多人所懷疑。結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花了15年的時間，簽訂了比以往任何世貿組織成員更為詳細的協定，與幾年前印度所簽訂的低準入條款形成了強烈反差。中國清楚進入WTO將使其獲得巨大收益。

但是美國人會讓他們進來嗎? 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同意遵守該組織規定，即成員國政府不得直接或間接影響該國國有企業的商業決策。然而，中國并沒有履行這一承諾。所有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宗旨都是服務于國家目標，而不是響應市場，共產黨在指導國有企業投資方面并不引以為羞。如果一家中國礦業公司被指示在阿富汗或安哥拉開采一處礦山，以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它會這樣做，即使必然因此承受損失。

一位我稱之為李女士的中國叛逃者提供了她在參加秘密會議時收集到的詳細資料，記錄了中國在1995年至2000年間如何制造虛假聲明，說服國會授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為其加入WTO鋪路的經過。

李女士透露，中國領導人的策略是不遺余力去幫助那些投贊成的人，并壓制有關其重商主義經濟戰略的信息。他們認為，如果國會知道在可預見的未來，一個自由市場將不會存在——即便不是永遠——那么投票將不會通過。他們發起了一場比美國情報界所能想象的更為精細復雜的宣傳和間諜活動。她詳細解釋了中國如何以毛澤東20世紀30年代所寫的有關如何分析政治分歧的舊文章為指導，研究美國政治上的錯誤路線，從而利用美國外交界的內部分歧達到目的。

當時中國釋放出的關鍵信息是：國有企業將被淘汰；自由市場政策即將出臺；中國的貨幣不會被操縱；中國不會積累巨額貿易順差；美國的創新和知識產權當然也將受到尊重。

加入世貿組織需要這一切。此外，在有關中國加入WTO的辯論中，中國代表團未能說服克林頓總統在貿易協議中加入可影響2000至3000名中國政治犯命運的條件。2000年5月24日，眾議院以237票對197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貿易正常化提案，9月19日，參議院以83票贊成通過了該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