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本科申請中那些容易理解卻總被忽視的數據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或者有過這樣的抱怨：我只需要學會加減乘除，在菜市場會買菜算賬就可以了，高中學的數學知識早就忘光了，浪費的大好青春誰還給我啊！

講真，我以前也這么覺得。

參加工作之后，我的想法改變了。

高中不僅要學數學，學高深的數學，還要學統計學，最好大學前兩年不分專業地學數學和統計學基礎，類似于core curriculum（核心課程）那種。

數學、寫作、美學都應該歸為核心課程，從小學一口氣學到大學。

這些知識及其背后的邏輯，對于我們的意義不在于一場考試的得分，或者一張畢業文憑的光鮮程度；而在于是否能更好地生活、更高效地工作、更順暢地理解世界的運行規律。

在日常工作中，我發現一個問題，很多家長甚至是從業者，在講到美本申請時，

都習慣性地先講學校排名（以市場認知度比較高的U.S.News為主要參考標準）、錄取標準（如GPA、語言、標化、學術活動考試等）、機構歷年的case（案例）等等。

但在講到匹配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另外兩個數據：undergraduate student body（本科生主體，在這個語境中指的是本科學生體量），和demographics（人口統計，在這個語境中指的是本科生種族/國家來源）。

現在，我們就來聊一聊美本申請中比較簡單和明顯，卻又常常被忽視的數據以及這些數據之間的關系吧。

當我們在說一個學校的申請難度時，很多人把它對等為一所學校的排名和教學質量，其實不精準。

跟難度最直接相關的，是兩個數據：本科生規模，申請人數。

本科生規模由學校決定，在沒有明確擴招計劃的前提下，一所大學每年的招生人數不會有太大變化，否則學校的師資、校舍等軟、硬件設施根本就跟不上。

申請人數是學校不可控的，跟學校聲譽、市場宣傳、生源國經濟與社會環境等因素關系巨大。

申請人數越多，在招生人數不變的情況下，錄取比例自然降低，呈現出的就是一番激烈的競爭現狀。

對于中國學生而言，國際生所占比例這個數據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雖然關于美國大學，尤其是頂尖私立大學存在種族歧視、暗箱操作等問題的討論，自上世紀起就不絕于耳，

但是對于學校來講，灰色地帶和主觀評判因素（holistic review即綜合評估，除了硬性指標還有一部分是無法量化的軟性指標）給了學校自身很大的發揮和發展空間。

況且，部分大學并不否認自己對于諸如校友、家族傳統等的偏好（很多大學官方承認自己在錄取過程中，會考量legacy這個維度）。

雖然Princeton國際生錄取比例達到了近12%，但這同樣是一個不可被獨立看待的數據，要結合：全校本科生規模，本科生國家來源。

全校國際生約648（5394*12%），來自99個國家（每個國家至少有一個），1個國家平均不到7個學生，而這7個還分布在四個年級

（大一到大四，不考慮延遲畢業的，否則再加上四年畢業率89%的數據，就更復雜了，計算本身非精準結果，我們只看一個大概，且這個大概不會過于夸張，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我們就按照取極值的方法好了，普林斯頓一年招收的中國籍本科生大概在2-7個（不排除有些年份招收大于7個的情況，但是不會夸張到翻兩到三倍）。

可想而知，這競爭有多激烈。

其實，對于highly selective（選擇性極強）的學校，尤其是藤校，不存在標準成功配方，也就是說：沒有人可以保證你達到怎樣的水平就一定能進藤校。

不僅僅是對于國際生，對于美國本土高中生來講，Ivy League（常春藤聯盟）也都是dream schools（夢校）。

但是，依然有很多家庭希望獲得結果上的安全感，在“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機”的指導方針下，市場上出現了一種“保藤校”的產品，其操作模式大概有兩種：

第一，申請不到退費型（退還藤校費，保留正常申請服務費），客戶一次性繳付大額服務費（目前市場價位在50w-100w人民幣不等）；

第二，申請到補交費用型（根據申請結果，補交名校費，這種項目大多不局限于藤校，而是把Top30歸為名校的居多）。

在業內，我們把類似操作稱為：“福利彩票式項目”。

記得之前跟一個美國朋友聊天，因為自己是做留學這一行的，所以特別喜歡八卦他們美國人到底怎么申請以及看待申請這件事兒。

朋友是一個非常優秀、獨立的女性，畢業于美國綜排前20的大學（如果沒有特別說明，在我的文章中，排名皆參考U.S.News最新排名）。

她說自己的夢校是Yale（耶魯），但是，又補充了一句：“不過，考慮到我的家庭背景，還是算了，沒有勝算”。

我當時非常吃驚，這也進一步驗證了美國人擇校和中國人擇校的巨大區別，他們更加“現實”，甚至“過于現實”，也跟現如今美國社會對于“階層固化”這個問題的看法有很大關系。

這讓我想到了更早之前，跟一對澳洲couple（情侶）聊天，女的說他們都來自middle class（中產階級），

男的更正到：“不對，你們家應該算是upper middle class（上中產階級）”，女的想了想，認同了他的觀點。

我很震驚，當時特別想買張機票，跨過大洋去解放他們的同胞，打破腐朽的階級思想。

我們不可否認，美國大學在政策調整或者第三方機構在做排名維度調整的時候，更多地是基于美國本土人民的訴求和社會發展要求進行的。

比如2018年下半年推出的最新U.S.News排名，之所以增加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率）這項全新的標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這項指標背后的邏輯是，占用了巨大社會資源的高等教育機構，本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為社會階層的流動，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通過教育突破階級局限，實現向上流動，做出應有的貢獻。

近幾年，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新興中產階級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訴求越來越大。

赴美留學的人數不斷攀升，因此催生了大量與此相關的產業和機構，也催生了很多的rumor（流言）與揣測。

比如，之前聽一個同行給藤校情節較重的家庭的建議：那就申康奈爾吧，這所最簡單，因為要求比較低。

這也不能說是一個錯誤，只能說是一個誤解。

在藤校中，康奈爾被稱為最generous（慷慨）和接地氣的學校，這其實是跟學校的規模（2019年本科生14907人，比第二位的賓大足足多出了一個達特茅斯）有直接關系；

另外，跟學校秉承“任何人都有權利獲得教育”的教育理念有關，而在氣質上，康奈爾是一所更像公立的私立大學。

剛入行的時候，早申請階段的數據還沒有現在這么夸張。

那個時候，很多留學中介會把早規劃的重要性和早申請的策略直接掛鉤，這樣可以去一個更小的pool（池子）里競爭，增加勝算。

這里面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表格中的Princeton，2019早申請錄取747人（5335*14%），在沒有擴招計劃的情況下，早申階段完成了當年招生計劃的約44%（747/1709）。

跟5千多人競爭700多個位置，和跟2萬多人競爭1000個位置，其難度是不同的。

但是，今年早申請階段，申請人數急速增加，比如紐大，硬生生漲了42%。

這也是很多學校在非常認真地考慮要不要取消EA（提前行動，錄取了，學生可以選擇不去讀），只保留ED（提前決定，錄取了，學生必須去就讀）的一個原因所在。

招生官的審閱壓力太大了。

我個人是挺支持這一做法的，因為做決定這件事兒，明明可以趁早。

“先把保險都拿在手里，再慢慢挑”這種想法，很多時候是因為自己“根本就沒想清楚”。

我聽過最嚇人的話是：“老師，我們海申吧”。

海申不會給機構帶來負擔，況且多申意味著多交服務費；海申只會給學生自己帶來負擔和虛無的滿足感，你需要先看下海申需要面對的文書數量，而文書不是單純的寫作作業。

所以，你看，我們說留學這事兒，可以很小，是一個跟升學相關的事情；也可以說很大，是一個跟社會、文化、制度相關的事情。

總之，是一件有趣的、可以一直研究和學習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