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一擲的中產家庭 孩子長大后像個普通人有多難？

很多家長認為，國際學校讀書輕松，所以走體制外教育之路，這篇文章接上篇，上國際學校是為了什么？圈子？投資？ 還是為了讓孩子快樂？

你當然希望他快樂，但是你敢給他快樂的童年嗎?不敢啊。

給我一個別人的孩子我能這么培養，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賭。

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

體制外的教育之路“待會兒見到老師，你要主動打招呼噢。”12月13日下午，浦東一所國際學校的招生辦公室門口，王華軍叮囑伊伊。

走廊里，幾個十幾歲的男孩西裝革履結伴經過，正是中學部的學生。

辦公室裝修得像白領寫字樓，王華軍拉著伊伊坐在沙發上等。

剛還活潑潑碎碎念的伊伊，表情突然緊張起來，說話都換了氣流輕聲。

她即將面臨當天的第二場考試。

早上在另外一所國際學校，她做了一個半小時的英文和數學卷子，送她進教室時，王華軍還偷偷拍了張照片留作紀念。

女兒考試時，他順便看了看下課的學生。

多數是黑頭發，他不太滿意。

“不過很少有人說中文，都是英文，這點很好。”

王華軍兩個月前就盯上了各種國際學校的插班報名。

早上那所學校他覺得希望不大，下午這所學費比較高，一年二十幾萬元，相應競爭沒那么激烈，他覺得還有可能。

除了這兩家，12月15日還有一所學校要考。

王華軍希望，下學期開始，女兒能順利進入其中一所就讀。

王艾也開始考慮給兒子轉學了，盡管瑛瑛讀的已經是別人打破頭都進不去的民辦雙語小學。

開學三個月，王艾已經被“請”去學校好幾次，隔三差五接教師的電話，說他和垃圾桶玩兒，在課桌上亂畫，上課接教師的話……

王艾很無奈，瑛瑛在家向來“放養”，家里的墻隨他涂，好奇心也重，沒見過的都喜歡動一動。

最麻煩的是，他確實不怕老師，被批評了只會一臉懵懂有板有眼地回復，就算不是故意作對，總也不像是個聽話的樣子。

“就是天真。”王艾總結。

總被老師找，她也慌，認識一個心理學教授，特意帶兒子去看。

得到的回復是：心智嫩，雖然已經7歲，心理年齡還在5歲左右。

王艾明白，孩子不是故意惹事兒，也都不是大事兒，甚至不能叫“錯誤”，只是天性如此。

但她也知道，這所學校里未必有讓孩子發揮“天性”的空間。

教師旁敲側擊好幾次，建議王艾帶瑛瑛去測有沒有多動癥。

“說是建議，你敢不去嗎?為了證明他沒有，你也要去啊。”王艾沒辦法，帶瑛瑛去了上海新華醫院。

測試結果顯示：沒有多動癥;不過注意力不容易集中。

教師又說，注意力不集中，那要不要去治一下呢?于是，王艾又去考察了一個專做注意力訓練的培訓機構。

最終沒報。

王艾想，年齡大了自然會好，非要花萬把塊錢去做這種訓練，讓7歲的小孩定在那兒，有什么意思呢?瑛瑛喜歡英語，自己拿Ipad跟著軟件學單詞的時候挺坐得住。

還報了三門英語課，不讓上都不行。

肯學習，也不是故意惹事兒，她不想把孩子當病人對待。

可瑛瑛要成了“問題學生”，沒有玩伴，她也煩惱：“能進這個學校的，都是花了大力氣來的，誰也不想出什么差錯。

圈子也要從小培養，家長會跟小孩子說，你不要跟誰誰誰玩兒。

家長自己也有小圈子。”

王艾覺得心累。

瑛瑛的三門英語課中有一門家教，教師是意大利人。

和她聊天中，王艾發現對方完全沒覺得瑛瑛有什么問題，也很認同發揚孩子的天性和創造力。

這堅定了她讓兒子出國讀書的決心。

老公原本不同意，他出身農村，到上海讀大學，一路奮斗至今已很滿足，也想讓兒子過安穩無憂的日子。

瑛瑛才7歲，他把以后的婚房都買好了，還希望未來的媳婦能是醫生或者老師這種穩定職業。

王艾母親也不同意，擔心孩子小，王艾英文不好，陪讀不知怎么過。

真的去了，家里的生意、夫妻的感情……一連串都是麻煩事。

只有王艾一個人堅定不移，說服所有家人，定要讓孩子出國。

最初被請家長，她總拉著老公一塊兒去：“教育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兒。”去了三四次，灰頭土臉的，老公也不樂意了。

“就不愿意來。

也開始覺得孩子出國讀挺好。”王艾笑得狡黠。

她已經看好了一家民辦國際小學，正在準備報名。

如果瑛瑛考不上，聽說上海楊浦區新江灣城那邊即將新開上海德國學校和上海法國學校，她打算到時候再去試試。

王艾看中的，正是基礎教育階段招收中國大陸學生的兩大類國際學校：民辦國際學校和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另有針對高中的公立國際班，但2013年教育部明確要進行規范進入政策性收縮。

此外，還有一類國際學校只招收外籍學生。

《2015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顯示：國內這四類國際學校的數量總計597所，屬全球之最;其中上海88家，居全國之首。

（編者注：2015年數據，根據新學說數據，2017年國際學校數量為外籍人員子女學校126所，民辦國際化學校367所，公辦國際班241所）中產階級對教育的保守與冒進“我不敢賭”

復仁平打算高中送凡凡出國。

他希望兒子能夠見多識廣，也認同國外的教育理念：“從小的培養并不是追求答案，是方式方法，它讓你去思考。”

他將教育比喻為土壤：“不光是為了成才，還有對社會的認知、社交圈的形成、個性的培養……(不同的)土壤上長出不同的東西。

”若等到大學，思考模式和理念已經固化，復仁平覺得太晚。

現在又太早。

孩子還小，他和妻子都是全職，無法陪讀。

作為金融從業者，復仁平將家庭海外資產配比納入考量因素。

兒子出國讀書的預算是1000萬元人民幣，一半留作凡凡從高中到大學的學費、生活費、社交費用等，另一半用于購置房產。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計一百多萬元，凡凡離初中畢業還有8年，在他看來，這個目標不難達到，這筆投入也很值得。

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來生活的場景：“天空是藍的，有陽光，臉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產最要害的利益關切，是這一階層構成和身份認同的基礎，同時也是他們焦慮的來源。

”作者張之琪在澎湃新聞發表的文章中寫道，這階層有特有的壯志雄心與不安全感，孩子是他們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動的希望，就像人類學家項飚口中的“蜂鳥”，

“在社會階梯上繼續攀升的機會渺茫，又急于鞏固與下一階層的邊界，導致他們始終掙扎在一個‘懸浮’狀態中，或許只有振動或者奮斗本身能讓他們感到安全和滿足。”

(見張之琪：《小別離》引出中產教育焦慮：掙扎在“懸浮”狀態的中產，澎湃新聞，2016年9月)

“危機感”，是復仁平對自己狀態的描述，也是籌劃下一代未來時的情緒底色：

“一個是空氣、水、環境帶來的;第二個是經濟方面的;還有對國家規則的危機感，政策變化非常大，包括房產、教育資源、學區房……以后會不會變，會變成怎么樣，不是你能預測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國讀書，而后移民。

這與王華軍和王艾的計劃如出一轍。

但眼下，復仁平焦慮的還是“小升初”。

兒子正在讀小學二年級，妻子已經開始考慮民辦小升初的升學率是多少，公辦小學的升學率是多少，當中的百分比差額能夠如何彌補。

復仁平說，凡凡過幾年估計會更辛苦。

他說：“孩子你當然希望他快樂，但是你敢給他快樂的童年嗎?不敢啊。

給我一個別人的孩子我能這么培養，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賭。

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

還有1%(的人)要么沉淪，要么爆發，但你不敢賭這1%。”

王華軍也說：“就是把孩子培養成正常人。”他給伊伊18歲前的教育投入預算是至少三百萬元。

“正常人的標準是什么?”

“像我們一樣，讀了大學，有一份工作，有一份體面的收入，有自己的價值觀，做人比較靠譜、比較善良，這些基礎的要求，就行了。”

“工作和體面的收入，至少保持和你一樣的水平嗎?那也不算基礎了。”

“讓她不要變成一個例外吧，在我們正常的城市中產階級，或者說白領這樣。

但是不能說變成……也不能說民工就不是正常人，但是另外一個階層了。”

“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教育是普通人的晉級道路。

不上好大學就有前途嗎?這個比例太小了。

比爾蓋茨退學了，扎克伯格退學了，那你跟人家比什么呢?跟萬里挑一的人去比，是把自己跟天才放在一個水平上了。

我們還是好好當普通人吧。

”魚和熊掌難得！更難兼得！“一樣辛苦”

體制內的路，復仁平還在堅持。

他想為兒子留一條后路。

國際學校的教育體系完全不同，即便日后能參加國內高考，也沒有任何勝算，所以踏進去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回頭路可走。

復仁平希望等凡凡大一點，給他自己選擇的機會。

在專業人士眼中，這不是個好選擇，兩手準備面臨行不通。

UKBS項目拓展經理陳曦辰表示，相比起公立或雙語學校的學生，國際學校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和理解國外文化，在語言方面的優勢也更明顯，因而在面試中具有更強的整體競爭力。

這就是低齡留學的邏輯：體制內外的教育路線始終是兩個方向，兩條腿走路的后果，多半不及一條道走到黑。

可下了決心，進了國際學校，路就好走了嗎?

王華軍很清醒：“國際學校也不輕松的。

可能語數要求低一點，但你還是要去努力啊，參加各種活動啊。

課外班就不上了嗎?還得上啊。”

有教育培訓業人士分析說，低齡留學首先要過語言關，去英美讀高中英語成績要能達到各學校的要求;成績單也有要求，“A”越多越好;此外，興趣愛好、實踐經歷等也往往被作為錄取參考。

王艾還要考慮陪讀的問題。

考慮到自己英語不好，她將留學地點選在了澳大利亞墨爾本，因為那邊華人多。

2015年，她和丈夫在澳洲做了一筆投資，2016年初又剛買了一套房子。

買房投資移民，為了瑛瑛的教育，她算是拼到底了。

值不值得這個問題，她已經不再去想：“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錢，教育這不能去比，永遠都不成正比的。

已經做過了，就沒什么好想的了。”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王艾，瑛瑛，復仁平，凡凡，王華軍，伊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