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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時間,我們一直在聊“原生家庭環境”對孩子教育的影響。這個問題其實是沒有“標準答案”,我們只能盡量多元、全面地來看待它。現在許多科學家都認為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響很小,孩子的絕大多數特征已經被基因決定了;而在本文中,哈佛歷史系畢業、現在科羅拉多大學任教的魏陽教授則提出了一個比較有人文關懷的觀點:“基因”和“環境”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而如果說基因決定了人的生理,那么,教育和社會改良則可以讓我們逃出“基因牢籠”。
”
一個人的生命軌跡,更多的是由基因決定?還是由社會環境決定?
這個問題在中國和西方文化中,都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在中國,叫做“先天后天”之爭。在西方,叫做“Nature vs. Nurture”。
關于這個問題,目前科學研究還沒有給出確定答案。
最近的一些研究,發現人的許多特征,是由基因決定的。這些研究,多基于對同卵雙胞胎的觀察。同卵雙胞胎的基因是一樣的,如同克隆人。所以,觀察在不同環境中生長的同卵雙胞胎,也許可以了解人的哪些特征來自基因,哪些來自環境。
研究表明,在不同家庭環境中生長的同卵雙胞胎,體質、疾病、智商、性格、某些才能、幸福感基本趨同。而同一家庭中收養的孩子和親生的孩子,在這些指標上和來自隨機家庭的孩子,差別不多。
這讓越來越多的人,在解釋人的行為特征時,強調基因的作用,懷疑環境的影響。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基因,就決定了人的一生。這更不意味著,你的家庭、教育和社會環境,就變得不重要了。“
當我們將基因和環境一分為二的時候,我們其實問錯了問題。
”
事實上,很多研究表明,人的行為特征,是由基因和環境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即使是某些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癥,也很難說單純是基因的結果。如果精神分裂癥是由基因決定的,那么同卵雙胞胎中有一個得此病,另一個也應該有。
而另外一些研究則發現,在相同的家庭,第一胎和后面幾胎的弟妹之間,會產生重要行為特征差別。換言之,即使生長在同一家庭的孩子,也沒有分享完全一樣的家庭環境。
微小的外在環境差別,在正反饋機制下,會產生俗稱“蝴蝶效應”一樣顯著的后果。基因與家庭的關系,比我們以前認為得更復雜微妙。
決定我們生命軌跡的,不全是先天的基因,也不全是后天的社會環境,而是基因和社會環境的復雜互動。
基因多樣性與環境:
物種的繁殖,就像賭博,不斷突變出各種基因,將它們撒向自然。最終哪一種基因能勝出,只能聽天由命。
所以,達爾文所說的“自然選擇”,是指多種多樣的生物基因,被偶然的環境選擇的結果。
而進化的結果,未必是更大、更快、更“高級”的物種。比如,在印尼的弗洛倫斯島上,古生物學家就發現了史前一種體型很小的大象遺骸。(或者應該稱之為“小象”?) 在與大陸隔絕的小島上,為適應資源的稀缺,這里的大象進化得越來越小,即使成年后,身高還不到現代亞洲象的一半。
小島上還生存過一種早期直立人,是我們人類的近親。由于環境原因,他們的平均身高只有1米1,被稱作“霍比人”。更小更慢更“弱”的物種,在特殊環境中,也可能更好地適應自然。所以,進化不等于有固定方向的“進步”,而只是適應多樣化的環境而已。
文化的多樣性和基因:
人類學研究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文化的多樣性,不輸于自然環境的多樣性。
基因的豐富性,讓人的性格和才能也同樣豐富多彩。然而,最終哪一種才能可以脫穎而出,還得看這基因碰巧生在怎樣的社會文化中。在不同的環境中,相似的基因會產生完全不同的表現。
基因決定的才能,仿佛一粒骰子,被撒向你碰巧生存于其中的時代和社會;在基因和環境互動的老虎機中,搖出你的命運。
如果性格主要由基因決定,那么什么性格更適應社會環境,也可能是偶然的。
開拓與守成,需要不同的領袖人格。
不愛鐵飯碗,喜愛創新冒險的性格,在六十年代中國單位體制中是危險的,甚至可能因為投機倒把而被槍斃。而同樣不安現狀的性格, 在改革開放后,卻能如魚得水。八十年代第一波下海發財的,往往是在原先國有體制下,最被邊緣化的那些人。
原來混得差,未必是因為基因“差”;而反過來說,現在混得好,也未必是基因“好”。此一時,彼一時,不過是因為基因和環境的復雜互動。仿佛淺水塘里那一大群青蛙,哪一只活得更歡,還得看那一年老天爺碰巧賞的雨。
所以《老炮兒》里的馮小剛感嘆:
誰沒個點兒背的時候呢?
這里說的“時候”,就是中國古代“時”的觀念——所謂“時勢造英雄”。有時候,基因再牛逼,也會走投無路——正所謂英雄末路。有時候,基因再糟糕,含著金湯匙出生,總能出人頭地——正所謂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所以,當我們將基因和環境、先天與后天,一分為二的時候,我們其實問錯了問題。就理解人的行為而言,更有意義的,是去考察基因如何在社會環境中呈現,社會環境又是如何作用于基因。
用英文來說,不是Naturevs.Nurture,而是NatureinNurture——不是“與文化相對的基因”,而是“與文化相交融的基因”。
“
憑著教育和改良,我們走出基因的牢籠。
”
這一結論,讓我們重估兩個觀念。
第一,是重新理解教育的本質。
如果智商、性格和幸福感是由基因決定,后天無法改變;那么,教育將是一種在不改變基因的情況下,讓人類更能適應環境的社會調節手段。
文化,讓我們不必再等待基因的改變來完成漫長的進化,而可以迅速適應自然;不僅適應了自然,甚至讓自然來適應我們。在過去的一萬年中,人類的行為只能從其基因在文化中的表現方式,才能加以理解。
教育,就是在不改變個體基因的情況下,通過文化的傳承和對知識分享,讓人類更好地適應環境的自我調節機制。在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文明的延續,完全依靠教育的成功與否。
教育的存在,正是為了彌補基因在適應環境方面的不足。
當代教育的目標,依然是通過文化的熏陶,讓個人迅速適應一個變化的社會。這里的教育,包括了家庭、學校、社會和自我的教育。這些教育經歷,無疑將對你的人生,發生重大的影響。
對于那些基因看起來不適應目前社會環境的孩子,這一機制尤為重要。研究表明,有些所謂“基因缺陷”,只是在特定社會文化中,才成為“缺陷”。
比如注意力缺乏多動癥(ADHD);這種“基因病”在需要不斷奔跑攀爬的采集狩獵社會,不是一種病態,反而可能有進化上的優勢。只是在文明產生后,在崇尚服從、安靜、和課堂教育的現代教育體制中,才成了大人眼中的病態。
特殊教育的目的,是讓那些基因未必適合目前社會環境的孩子(比如有自閉癥,注意力缺乏多動癥,或其他先天缺陷的),也盡可能融入社會,活得有尊嚴。
這帶來第二個需要重估的觀念:社會改良。
哥倫比亞大學的姜緯教授,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2016年畢業典禮上對畢業生們說到:
“當你覺得自己能力超群的時候,要同時認識到你所具備的能力恰好在當今當地具有很高的市場賦值。這就是你享受的優越條件,或是運氣。”
如果個人的成功,只是偶然獲得的基因,與偶然的社會條件交織,產生的偶然結果;那么,這種成就,當然含有極大的運氣成分。既然獲得“優秀的基因”和順利的社會環境,兩者皆是運氣,你實在沒有理由沾沾自喜,藐視他人。
因為,那些淪為弱勢群體的“失敗者”,可能并非由于懶惰和愚蠢,而可能只是運氣稍差沒有獲得“優秀基因”,或者只是因為先天條件碰巧不適合當前的社會需要而已。他們只是沒有你的好運:在一個合適的時代,擁有合適的基因。
換句話說,也許改變一些社會條件,讓機會更加平等,階層更加開放,這些運氣不好的人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樣走得更遠。
一個良好而公正的社會制度,能夠讓更多的人充分發揮基因中的各種天賦,不浪費自然給予的每一份禮物。
提高我們利用人類基因的效能,是和利用自然給予的其他資源同樣重要而緊迫的事情。為了不浪費基因,則必須、也只能通過改良社會體制;讓社會弱勢群體的基因資源,也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在這方面,我們還離答案很遠。
人類的文化,讓我們在面對來自環境的挑戰時,不必像其他物種一樣聽天由命,僅憑基因的多樣性存活。文化,讓我們利用教育、創新、和社會改革等機制,選擇最好的發展方式,迅速適應并改變環境,讓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活得更有尊嚴,更加快樂——哪怕是有著基因缺陷的個體,也能憑著教育和改良,走出基因的牢籠。
如果基因塑造我們的生理,文化則讓我們獲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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