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 Learner Profile（IB學習者培養目標）目標中有一條Risk Taker頗難詮釋。直譯為“敢冒風險的人”。有人用Courageous（勇敢無畏）來詮釋。身材嬌小的劉芷蘅，如此詮釋自己一路體驗過來的IB課程：IB非常考驗人；要做成功的IB Learner，一定要有勇氣。

IB學科本身的學術含量可能已經把一個學生的時間都占滿了，但劉芷蘅還不甘心，追尋愛好的狂熱沖動使她總是近乎“沒頭沒腦”地給自己添加任務，臨到頭一看，泰山壓頂！對著一張密密的時間表，手頭捧一杯溫溫的茶，開始調動巨大的能量支配身心，直至成功的那個點，她喜歡這種狀態。

（個人照片）

比如10年級的時候，她曾面臨這樣的選擇：一面是學業與IB的月考，一面是馬來西亞精英杯這一華語辯論的盛宴，她毅然選擇了堅持自己的愛好。為了學習和辯論兩不誤，時間是壓縮的、神經是繃緊的、效率是翻倍的。飛機上、酒店里、公交車站內，不是在備賽、就是在學習。她感謝世外使她在高中的開端擁有這樣的體驗，使她在之后的時間管理及人生選擇上都具有了“雙管齊下”的能力與魄力。

（馬來西亞精辯前夕與隊友埋頭備戰）

12年級正當申請季時，她給自己報了SAT2文學課程的考試，想要系統地學習英美文學。在9月份，除了完成課業任務，還要寫文書，上30小時的文學課，閱讀大量英美文學作品……在這挑戰極限的日子里，她憑著超乎常態的勇氣，完成所有任務，最后考到了710分的成績。盡管這個分數還沒出，她已經在ED階段被康奈爾錄取，但她很滿意挑戰自我的過程。

當她陷入最窘迫難熬的境地時，總會想起小時候常去的父親的家鄉——東北農村。一到冬天，孩子的娛樂便是在很冷很冷的戶外，穿著五六件衣服，到冰凍三尺的冰湖上玩耍，透明的冰柱里看得到凍死的魚。寒冷本身是嚴酷的。劉芷蘅之后經歷的一些喘不過氣來的時刻，都感覺像走在冰面、雪地，眼前茫茫無邊，未來一片模糊，必須從自我的體內煥發一股源源不息的熱量，方能抵御外在的寒冷，裹緊自己，勇往直前。

劉芷蘅所理解的生活由星星之火而發，由厚積薄發的努力所鑄，而所謂“寒冷”則是抵達“理想”所必經的途徑。在內蒙古成人禮的詩歌朗誦中，她寫道：“頭腦發射著夢和遠方的信號彈，如同海上升騰的焰火。不知落到何處，只是熾熱，孤勇，光華。”

（劉芷蘅創作的詩歌在成人典禮舞臺上朗誦）

從IB的文學課中，她學會了形象的思考；從理科和實驗科學中，她學會了抽象的思考；從TOK課中，她學會了辯證的思考；從中文辯論中，她學會了對抗性思考。正是思考本身，而不是武斷地下定論，展現了現實世界的豐富性。

IB文學課，一下子把一個僅僅喜歡看精彩故事的小姑娘，拉入了文學的天地，把文學當作一門藝術來解讀，尤其是各種細節、意象，常常印在她腦中揮之不去。例如張愛玲筆下的馮碧落形象：“她是繡在屏風上的鳥——悒郁的紫色緞子屏風上，織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鳥。”她驚嘆于“屏風上的鳥”的意象如此精準地抓住了為婚姻所埋葬的美麗女性的悲劇形象，那么豐富的色調，那么雍容華貴的綢緞，卻是編織了一只無法展翅的白鳥。意象把如此的凄哀禁錮濃縮在一句句子里，令人嘆惋。

（徜徉于藝術世界）

與文學的形象思維不同，IB的實驗科學讓她學會抽象思維、邏輯思維。物理課上她選擇了相對論這個最難的Option，努力去思考外太空時間坍縮、空間彎曲的迷人概念。而把這些概念通過觀測的方式付諸實踐，用數學的語言去表達，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劉芷蘅又舉了概率統計的一個經典例子——得癌癥的概率和檢測出來的概率之間的誤差。假設一項檢測有99%的精確性，而一個人群里有0.3%的人得此癌癥，1%的誤診*99.7%的沒有得癌癥的人，會有很龐大的量。因此，被檢測出陽性與真的得癌癥之間，大概有30%的誤差。演算、推理邏輯如同解謎一般，引導她進行科學的探索。

而IB獨有的TOK課對批判性思維的訓練大大拓展了她思考的邊界。印象最深的一節課，是萬蓓蕾老師講述“理性”時，給大家看的一段視頻。視頻認定911事件是美國人為置本拉登于死地設的騙局。影片中呈現的一系列“巧合”以夸張、反諷的姿態呈現，有意無意地暗示“巧合并非巧合”，背景音樂有敲擊心靈的感覺，串在一起似乎足以證明這個編導的論斷。然而萬老師“啪”地合上電腦，說：這就是陰謀論。它的謬誤就在于否認了一切的巧合。學習了TOK之后，劉芷蘅看到了許多論證“背后”的問題。TOK教會了她從正反兩方面去思考，不是說反觀點一定要推翻正觀點，而是：反觀點幫助你更完善地思考正觀點，檢視一個論點背后的不足，使思維框架更明晰。

（萬蓓蕾老師的TOK課總是促使學生不斷思考）

如果說TOK提供了正、反兩方面思考的平臺，那么辯論則是提供了對抗性思考的平臺。現實生活中，如果你跟一個人的觀點大相徑庭，一般不會如此直接駁斥對方犯了某種邏輯謬誤，因此她說辯論是于“世界之外的地方”磨礪思維，能讓你用非常純粹、理性、甚至用學者的眼光去進行思考。有人認為辯論太過尖銳，有針鋒相對之感；但劉芷蘅認為辯論這個平臺最核心的意義就是它的對抗性，交鋒產生火花，火花的爆裂自有其特殊的思辨之美。

（世外杯中的交鋒）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辯論”有時被翻成“Resolution”，意思是解決。然而，“Resolution” will never be “resolved”——辯題永遠不可能被一勞永逸地解決，兩邊總是各占相當的合理性，這也是辯論最迷人的地方——讓你看到社會中更真實性、更雜性的側面，而非簡單化地去處理。

回顧自己的高中三年，劉芷蘅對栽培她的世外土壤有著深深的感謝。初入世外IBDP時，她驚嘆于社團活動層出不窮的創新與機會；漸漸地，她浸潤在教師們的智慧與溫暖中。班主任張秋菁老師不是她的授課老師，卻常在她疲勞或“頹廢”時給予有聲或無聲的關懷；畢琳琳老師與萬蓓蕾老師則帶她走入了人文學科的玄奧寶殿，使她對專業的選擇由迷茫至清晰，對學術的思考由淺顯至深入。

到康奈爾大學學習夏校文學課程時，劉芷蘅發現同學們都踴躍發言，但有時言論的含金量不夠。她選擇仔細考察文本、有思考內涵才說。也許正因為此，教授挺喜歡這個愛思考、有見地的學生。

（班主任張秋菁老師是知心姐姐）（語文老師畢琳琳既是文學導師，又是辯論教練）（在康奈爾夏校與教授合影）

劉芷蘅所謂的交流，包含三層涵義：自我表達，彼此間交流，以及創設平臺供志同道合者分享。

文學創作是劉芷蘅的熱情所在，也是她藉以進行自我表達的工具，校刊《新翼》先后刊登了她的四篇文章。在閱讀了《看不見的城市》之后創作的《城市與天國》，僅有500多字，卻是一篇含義深邃的寓言。而《陜西的土地，一樣要彎腰》，是她對上一輩人在歷史大潮中人生起伏的追尋。她是《新聞晨報》的書評人，熱衷于將許多被流行文化所埋沒的好書推向公眾的視野。此外，她在閑暇時間創作了40余篇詩歌。“寫詩允許我進行一種隱喻性的思考。”她說。漂浮的烏龜狀的云、宙斯的一場幻夢、摩天大樓像巨大的尖刺一樣沖向天空、半月以匕首形隱在霧后……圖像和符號是情感和想象力的觸發器，劉芷蘅通過詩歌這種象征性的表達，向世界宣告她所觀察到的生命中的驚人、荒誕與溫存、美好。

（在校刊《新翼》上發表的文章）

辯論社的活動讓她學會了更多的交流方式。除了“辯駁”，她更學會了“說理”。有一道辯題是：“讀小說時，讀者應該秉持作者已死還是作者未死的態度？”劉芷蘅遵循教練的指點，以一個深度閱讀愛好者的態度娓娓道來，以溫和的語調，充沛的情感進行說理，贏得了良好的效果。

每次到國際平臺打辯論賽，令她感到遺憾的是，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的一些華語辯論隊比大陸隊伍水平更高。也許是因為辯論活動在大陸不夠普及的緣故。親身體會到辯論好處的她，與志同道合的老師同學一起，在校領導的支持下，利用寒假在本校創辦了“世外杯”，她擔任宣傳組組長，籌集隊伍、邀請評委、寫推文、做宣傳的時候，正值期末考試之前。克服了種種艱辛、親歷了大小安排，最終，來自5個國家、24支隊伍、超過200人參與的世外杯辯論賽在自己的學校成功舉辦，她和辯論社同仁為能提供平臺、讓更多的辯手和觀賽學生從中學習、交流，而感到由衷自豪。

（辯論社在學校支持下創辦“世外杯”賽事）

她癡迷于創設更多的交流平臺。她注意到，IB學生太忙于學業，缺乏對身邊可愛的東西的關注，或對長遠未來的暢想。而鐘情于人文學科的學生，其創作或研究又比較零散，缺乏共享與交流。作為文學愛好者，她在11年級最忙碌的時候，借用李白的“霓為衣兮風為馬”的詩句，創設社團外的社團——“風馬集”文學社，創建公眾號，意圖開辟一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的浪漫境界，不讓現實的繁忙遮蔽了內心的向往。社員們每月發表自己的三篇創作，有詩歌、散文、小說，也有翻譯作品，月末還做書籍推薦。“風馬集”社員的寫作及公眾號的分享，為一群文學愛好者另辟了一個輝煌瑰麗而深沉蘊藉的追夢之境。

（“風馬集”文學社的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