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招生丑聞的背后：美國孩子升學也是壓力山大

想要或吹或黑美國的補習文化前，不得不先提到最近的一樁丑聞：美國司法部于3月12日宣布起訴50名社會精英人士，理由是這些人參與了一項全國性的作弊行動，為孩子在標準化考試中蒙混過關，編寫虛假簡歷。具體的情節夸張到了連好萊塢都不敢編的程度。比方說，在《絕望主婦》中扮演Lynette的演員Felicity Huffman（下圖右二）花了1.5萬美元，幫助她的女兒索菲婭（下圖右一）在SAT考試中舞弊，結果考出了1420的高分，比前一年的成績整整多出了400分。Huffman現已投案自首。（題外話，有多少人跟我一樣，才知道Huffman和《無恥之徒》里演老爸的William H. Macy是兩口子？）

 

還有更夸張的：另一位女演員Lori Loughlin為了讓女兒Olivia Jade（下圖）申請南加州大學，將女兒的頭直接PS到了其他賽艇隊運動員的身子上——好了，她就這樣成為了資深賽艇選手。Olivia本人是網紅，在YouTube上擁有200萬粉絲，在Instagram上也有近100萬粉絲，已經出了自己品牌的化妝品。這個一個幾乎一直在網上直播真人秀的網紅，在申請時聲稱自己在賽艇方面得獎無數卻從未曬過自己的訓練照，這個謊難道不是一戳就通嗎？去了南加大以后，萬一校隊喊她訓練，畫面會不會太尷尬？其實她就講講自己怎么經營社交平臺，也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申請文書啊。

 

此外，給學校捐個百把兩百萬美元，送不怎么出眾的孩子進常春藤盟校的，也是不在話下，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現任總統的女婿庫什納。不過，私立院校并沒有花納稅人的錢，本質上是營利機構，對于招生有充分自主權，幾百萬換一個學位似乎并不過份，只要學校不把事情做得太露骨，砸了自己的招牌就行。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幾件事：

1. 精英人士對于名校的迷戀不亞于其他任何人，這說明在當今社會，好大學仍然被普遍視為通往好前程的萬能車票，哪怕是已經日進斗金的網紅也不例外；
2. 美國高校招生官總是報怨中國的留學中介造假，中國考生SAT成績造假，沒想到美國部分人的造假水平更加拙劣（不過我們也不能跟人們的道德下限看齊）；
3. 謊言總有被戳破的一天，造假面對的是聯邦重罪指控;
4. 絕大多數的普通人，還是給孩子定一個切實、可以觸及的目標比較好，哪怕那意味著許多年一家人的共同努力。

是的，正常情況下，為了進排名較好的學校，美國孩子也要老老實實學習，補課，奮斗，要說高中四年的辛勞，并不比中國孩子準備高考付出的要少。

家長學歷高，娃更要補課

先給個全景圖，北美（包括美國和加拿大）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補習市場，據錫安市場研究(Zion Market Research)于2019年1月發布的研報，2017年，北美私人補習市場占全球32％。在北美，市場份額最大的是美國，在美國，增長最快的門類是高中補習。看到這個數字就懂了，高考的指揮棒在美國同樣起作用。

根據美國統計局在2011年對美國學齡兒童和青少年所做的統計，學生們在課外主要從事三項活動：運動、俱樂部和補習班。孩子家長教育程度越高，參加這三種課程活動的孩子比例也越高，比如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家長，子女從事運動的比例為50%左右、參加俱樂部的比例在40%上下，而上各類課程的比例為48%左右，這或許與家長經濟條件較好、更為重視子女各方面的教育發展、對子女有較高期待有關。

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雖然其他行業在苦苦掙扎，但補習輔導行業增長了50%以上。如今，美國的補習服務市場已經高達70億美元的規模，出現了近50家特許連鎖輔導公司，其中最大的公司來自日本，那就是著名的公文(Kumon)數學和閱讀輔導中心，旗下擁有約1400家連鎖機構。同樣的趨勢不僅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國家或新貴城市。“再窮不能窮教育”，國內好些商場眼看著開不下去，一個個早教班、英語班、舞蹈班、武術班進駐以后，立馬重新火起來了，周末商場里凈是上課-遛娃-吃飯一條龍的小家庭。在美國我也見到過不少類似的輔導班聚合體：一個廣場分布著幾種不同類型的補習班，娃上完這個去那個，家長等娃的時候可以自己在旁邊的瑜伽教室或者美甲店里泡著。為什么中產以上家庭如此舍得在教育上下血本？根本原因是白領和藍領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在20世紀70年代，無論是否有大學學位，人們的收入差距都不大。因此這是“寬容養育”的黃金時代，也有人稱之為散養時代。孩子們可以得到很大的自由，家長也覺得花18年時間一直嘮叨孩子在經濟上效益不大，反而有可能多年后成為“父母皆禍害”小組的題材。

前幾年耶魯華人教授蔡美兒的《虎媽戰歌》出版后曾引起輿論嘩然，她家老二蔡思聰就說，在她讀中學時常常和媽媽吵架，畢竟一個15歲的孩子如果有的選，肯定寧愿和朋友們出去玩，而不是呆在家里學習或者練琴。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比高中畢業生高出約70％——而1980年的差距僅為30％左右。相比之下，獲得大學文憑的難度并沒有降低，1980年至2005年間，大學畢業生的相對供給量平均每年僅增長2％。這就意味著把孩子送進大學，是一件雖然艱難但值得的投資，盡管這可能意味著十幾年的辛苦。

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美國父母現在每周陪伴孩子的時間增加了約12小時。荷蘭、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國的家長也出現了類似趨勢。多子女家庭里，光是處理孩子上這個班那個班的接送，就成了一項需要精細化管理的作業：一三五爸爸負責送男孩去踢足球，媽媽負責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還有數學、編程、芭蕾、國際象棋、童子軍各種活動。

玄而又玄的大學招生

由于美國大學對于錄取政策和流程并不十分透明，對于招生官的好惡，流傳著許多都市傳說。2017年，一位達特茅斯學院（這所學校也是常春藤盟校之一）的招生官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講述了她曾經錄取過一名學生的經歷。這個學生來自新英格蘭州一所公立學校，這個學生成績很好，有來自老師和輔導員的支持信，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課外活動。這位招生官說：

即使有這些資格，他也許仍然不會脫穎而出。但是一封推薦信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來自學校的監護人。

推薦信通常是多余的，我們定期收到前總統、名人和奧運會運動員的來信。但他們通常無法向我們提供關于學生是誰、他能為我們的社群做出些什么的信息。

這封信不同。它來自這所學校的清潔工。

這位清潔工寫道，這個年輕人是學校里唯一知道每個清潔工和校工姓名的人。他每天記的關掉空教室里的燈光，每天早上感謝走廊巡視人員，即使沒有人在看，他也會收拾干凈同學留下的爛攤子。他寫道，這名學生對學校里的每個人都非常尊重，無論對于地位高低、受歡迎程度如何。

在我超過15年的招生生涯里，我收到了3萬份申請，從未見過來自學校清潔工的推薦。它讓我們窺見了學生真實的生活。這個學生獲得了招生委員會的一致投票通過，得以錄取。

這就是美國大學錄取中的“玄學”。照我看，孩子的成績和課外活動是錄取的基礎，而這封出其不易的推薦信則是錄取環節中的創意之所在。無論如何，想要進好大學得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這都是需要有良好的家庭培養計劃作為支撐的。

不夸張的說，大量中產家庭在孩子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花錢為他們進入精英大學鋪路：音樂課、運動器材、海外旅行（大學招生官已經見慣了這些孩子在簡歷中提到了幫助非洲人民蓋房子的經歷）、私立學校或頂校公立學校的學區房、標準化考試的家教輔導。

家長和孩子們對常春藤盟校和其他精英學校的追求，導致補習風愈演愈烈。在2017年，這些學校的新生平均SAT成績為1484分，ACT成績為33分（滿分36分）。問題是，SAT和ACT這類標準化測試本應衡量學生能力，但它現在越來越多地與父母收入緊密聯系起來，更催生了每小時收費最高可達1000美元的備考私教產業。

一些名校畢業生發現做補習老師的時薪甚至高出了在知名跨國投行、律所和咨詢公司的起薪，比如高盛近年來初級金融分析師的起薪約為每年8.5萬美元，時薪50美元，而在紐約Inspirica之類補習公司，導師入行起薪為50-70美元，而且很快有望升至225-500美元。

學生們還需要有過硬的平時成績，據《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數據顯示，常春藤盟校中大約93%的新生都是高中全年級的前10%。當部分孩子滿足于拿一張高中文憑時，也有許多高中生要學習大學先修課程以獲得更多學分和績點分。越是位于大都會地區的好學校（紐約、華盛頓特區、達拉斯、西雅圖、洛杉磯、硅谷），學生的壓力就越大。

“我們所承受的壓力是完全不正常的”

紐約史岱文森高中

紐約一所精英高中、史岱文森高中的一位畢業生邁克·劉曾發表博文，講述自己的四年高中生活：

這四年是一輪接一輪的分數、論文、答卷和考試。史岱文森培養了一種對成就的崇拜，那些適應不了的人要么不再關心分數，要么干脆放棄。在那個時候，我們不可能意識到，我們所承受的壓力是完全不正常的。分數計算到小數點后第二位。累積的家庭作業時間遠遠超出了可控的范圍，而常春藤聯盟的錄取名額讓人覺得，考試但凡有一點點閃失，就會讓希望破滅。學生們被滑稽的大書包壓著，拖著腳步在大廳里走來走去，似乎眼看著就要被壓垮了。

在硅谷的兩所精英公立高中——甘恩高中和帕洛奧圖高中，10年來的自殺率是全美中學平均水平的4-5倍。在這里，似乎每個“完美”的學生都要參加體育或交響樂團訓練，組織社團活動，為每門功課溫習至少半小時，所以這些孩子給人的感覺是他們似乎永遠不用睡覺：在凌晨1點做完作業刷社交媒體散散心時，他們的好友們都仍然在線。代價是嚴重缺覺，濫用咖啡因片提神，濫用違禁藥品。

90年代末，在耶魯大學精神病學系任副教授的桑妮婭·盧薩(Suniya Luthar)開始專門研究“富庶階層”學生的壓力和精神問題。她的數據來自家庭年收入中位數超過20萬的公立學校，以及學費近3萬美元一年的私立學校。

她的研究顯示，中上產階層青少年群體酗酒吸毒比例高于貧窮子弟，并遠高于美國的全國水平；他們被確診患有抑郁癥或焦慮癥、出現不當行為的機率，是美國平均值的2-3倍。他們的壓力源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凡事均要得優的壓力；二是父母與其情感聯系淡漠，似乎只會在子女表現優異時才會表現出溫情的一面。

高中的壓力甚至開始向初中甚至小學下行，這其中以紐約最為突出，包括史岱文森、布朗克斯技術高中在內的8所特殊高中每年舉行相當嚴苛的招生考試，錄取比例低至1：100，比起國內的中考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雖然考試是在8年級（初三）進行，但許多考生從六年級就開始針對其考試接受輔導。

這還沒完。其他一些紐約優秀高中為了加強考核難度，加設了一個條件：要在五年級的標準化考試中獲得高分。此外，曼哈頓的一些初中，如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附屬中學也對四年級的成績提出很高要求，結果就是：孩子們在讀三年級起已經開始為應試做準備。值得慶幸的是，美國小升初、初升高需要考試的只有紐約一市，其他地區通常采取就近入學。

在美國推娃愈演愈烈的過程中，很多人直指亞裔家長都是“虎爸虎媽”，對孩子設定了不切實際的期望。確實，美國眾多知名高中、數理化學術活動隊伍已經被亞洲人的面孔所統治，可是，在硅谷兩所高中的自殺高發期，大部分自殺者并非亞裔。

雖然一些亞裔孩子確實面臨著來自家長的巨大壓力，但考分至上、名校第一的價值觀并非亞裔獨有。期待家庭階層永遠向上流動、只熟悉學歷和名校這一條上升路徑，于是將壓力傳遞到下一代，這或許就是美國、英國或任何國家中產階層的宿命。

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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